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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长沙城主保命出逃二度弃城求援两广

196年初,国民革命运动日异高涨,各地受到进步力量的影响,掀起一场反帝的浪潮。

南方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全国时,首先就注意到湖南,因为湖南名为自治,赵恒惕自称为自治省省长,可他实际上是吴佩孚卵翼下的地方军阀,视进步势力为水火,在湖南疯狂镇压进步力量。于是,湖南的民众从反英讨吴,发展到了驱赵。

国民政府北上的前沿,湖南驱赵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个运动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合地方团体发起的,来势凶猛,同时也请广东政府出兵北上。湖南有国民党,但也有很多共产党,自两年前,两党合作后,一些地方的共产党也加入了国民党,实际上,国民党省党部及下层机构,多掌握在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的手里,因而就使湖南驱赵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就显得非常激烈。

赵恒惕,字夷午,号炎午,湖南衡山人,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学习,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他回国后,任广西常备军协统。辛亥革命后,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任为左翼军司令。二次革命因反袁世凯遭捕,因袁氏称帝,大赦天下,被释放,入湖南任第一师师长,旋又任湖南水陆军司令。赵恒惕曾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得势后,他发表“联省自治”、“自治立国”等主张,公开同孙中山唱反调,并通电反对广州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总统。赵恒惕在湖南任所谓自治省长时,残酷地镇压农**动,破坏农会,算是承继吴佩孚的衣钵,滥杀无辜,因而当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时,他认为来势不小,特别是听说湘军驻衡山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向长沙逼进,就更坐不住了。

赵恒惕给吴佩孚发电告急,他现在最害怕的是兵变,因为他现在也不清楚湖南运动究竟能形成什么样的气候。不过,赵恒惕对唐生智这个人,还是有些了解的,唐现在统辖湘军第四师,号称五万兵马,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他是湘军中的实力派,此是不容置疑。

四十六岁的赵恒惕心想,唐生智不好好呆在衡山,确保两湖安全,来长沙干什么?都知道,衡山乃是防御两广最重要的门户。

唐生智,字孟潇,今年刚刚三十七岁,他统率的第四师,也是湘军里最有生气的。唐生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曾是广西提督,他曾就读湖南陆军小学、湖南陆军中学及保定军校,毕业后入湖南混成旅任充职军官,一步步升至师长。唐生智笃信佛教,面且还让部下摩顶受戒,作佛教徒。这一点,除了唐生智自认佛徒转世外,也是想用佛家的思想统治官兵。当他随第四师移驻衡山后,似是找到佛根。衡山乃五岳之一,山上文物古迹,历代碑石,数不胜数,更让人开心的是,其间庙宇林立,古刹深藏。一到那里,唐生智便在南岳大庙受戒为佛家居士,一时成为第四师官兵的谈资。

人们管唐生智叫“唐僧”,管其官兵叫“佛家军”。

唐生智信佛,还影响到赵恒惕,赵见第四师全体官兵信佛,也借此照方抓药,一时间,把长沙的司令部也弄得香烟缭绕,到处都摆着菩萨。谁又能想到,最后两个“佛门弟子”刺刀见红,走了不同的道路。

鉴于当前的形势,唐生智为确保自己利益,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观望,为了留条后路,他和吴佩孚及广州的革命政府,暗中都有来往。可这次,他下了决心,要同民众一起来驱赵。

赵恒惕对唐生智暗通国民政府的事,略知一二,但没有证据,也弄不清湖南到底有多少革命党。当赵恒惕得知唐生智进兵长沙时,急派代表王进前去打探。

唐生智的部队向长沙开进,本人还留在衡阳。

王进见到唐生智,直接把赵恒惕的意思讲出来,他说:“炎午得知师长想进长沙,不知是真是假。”不待唐讲话,又接着说:“他让我来就是想请唐师长尽快进城,以帮助他解决时局。”

唐生智知道这是赵恒惕欲擒故纵的老套路,便笑着对王进说:“炎午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可不想给那些军阀政客当垫脚石。”

王进说:“千万别误会,赵省长的联省自治是不会改变的。他要唐师长进长沙,没有别的打算,说起来也是有苦衷的。”

唐生智说:“那你不妨讲出来,让我也听听。”

王进使劲咳嗽一番,原来唐生智的客厅布置得如同庙寺,再见唐生智不时还往香炉中续香,身上别着手枪,腰里插着短剑,真是有些目瞪口呆,见唐生智回头瞅了自己一眼,才醒过闷来,对唐说:“赵省长希望将军到长沙主管财政。他说这些年来,在湘军中,他只信任将军。”

唐生智明白八九分,赵恒惕是投石问路,说起来也是害怕长沙的进步势力,便说:“不用再说了,炎午是想让我给他顶门面,那是不可能的。他在湖南办的事,只能让他自己来承担。你回去可以直接告诉炎午,让我到长沙管理财政,我不去,想让我和北洋军阀作妥协,也是不可能的。要是让我去长沙,也好办,要么是他走,要么是我去。”

唐生智讲完自己的意思,不再说话,眼睛一闭,似是又进入了佛境。

王进替赵恒惕碰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长沙了。

赵恒惕得知自己的代表遭到唐生智的冷遇,知道事情不好挽回,在长沙呆不下去,便决意去职。他给唐生智发电,让他来长沙当省长时,发生了一件事,几乎把赵恒惕的魂给吓飞。长沙城到处传言,说革命党要取赵恒惕人头。听到这个消息,赵恒惕深知自己做恶多端,身旁几乎没有亲信,自然是惶惶不可终日。

赵恒惕问秘书王进说:“有人传言说是革命党要杀我,不知这事是真是假,看样子我在长沙是呆不下去了。不过,这件事我倒有些怀疑是唐生智手下人干的。”

王进说:“我看不会,孟潇将军本是佛门弟子,他哪里能干出这等事。再说你不是也把省长的位子让给他了吗?”

赵恒惕说:“别信他那个,孟潇巴不得我走掉,别听他吃斋念佛,还不都是给别人看的,手里拿着枪,念哪门子佛。说起来也有些可笑,当初我还跟着他起哄,可那也是给手下人看的。孟潇不是老想让我走,可我偏不走,我要等他来,把印交给他,看看他是什么脸色。”

就在赵恒惕要赌气等唐生智时,一日晚上,他回家拥着美人钻进被窝,不想那女人说是被子内有个东西。两人起身开灯,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一看,顿时魂飞胆破,原来那是枚炸弹。赵恒惕叫护兵将炸弹取走,再也没心思睡觉,连夜打点细软逃离长沙。

就这样,盘踞湖南达六年的赵恒惕政府算是结束了。

赵恒惕走后,湘军无主,留在省里的将军天天催唐生智尽早来到长沙。

此时,长沙城中已有传言,说唐生智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

唐生智闻知,不置可否,日夜兼程,将部队开到长沙,接手了省政府。

留守长沙的人,形形色色,有贺耀组、张雄舆、刘重威、萧汝霖、龚浩等人。这些人为了省会能正常运行,议会依旧,并各行使其政事。对唐生智来到长沙,他们都有各自的心事,一是不摸唐生智的底,二是也想借此机会给自己捞到些好处。有人主张联吴,有人推荐自己的心腹任财政司长,有人要占据实业司长,有的要主持盐税,有的公开要抓军务等等。

唐生智这才明白,如果不使些手段,这样下去,长沙会成一盘散沙。唐生智先将拥有军权的刘重威、萧培陔镇压,这样做也没什么理由,但也是必须的,以此来震慑其他人。

果然,唐生智这样一来,开口要官、要权的人也把嘴给闭上了。这样一来,唐比较顺利地进行了交接工作,并很快恢复了省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重新整编了湘军。

唐生智控制长沙后,又将自己的第四师开到城里,把其他三个师的兵力分开,二师是赵恒惕的旧部,予以收编,由叶琪率领;第三师一部退到邵阳一带。不料,叶开鑫师在岳州公开投向吴佩孚,对长沙形成威胁。唐生智将贺耀组调驻湘南常德,命龚浩为省戒严司令,同时要求广东政府速派代表来湘。

长沙的局势对革命很有利,民众情绪也高涨,只是由于唐生智还不能完全控制湘军,所以他在表面上仍以中立的姿态出现。

广州政府得知唐生智意图后,遂派陈铭枢、白崇禧来湘。

现年三十六岁的陈铭枢,字真如,广东合浦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回广东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事泄被捕入狱。他后来越狱逃往日本继续求学,毕业归国,曾组织阳江起义,担任肇军游击营营长、护国军四十三营营长、粤军五十四统领等职。当孙中山命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时,陈铭枢所部改编为第一师第四团,任团长。195年广东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他率部作战,任粤军第一师旅长,后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后,他任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与陈铭枢一同来湘的白崇禧,是回族,今年刚刚二十九岁,字建生,生于农民家庭,在家乡读完中学后,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广西入桂军,历任见习军官、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后与黄绍竑在梧州组织广西讨逆军,任参谋长。194四年,广西讨逆军与李宗仁的定桂军合并,成立广西定桂讨逆军,李宗仁任司令,黄绍轮任副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定桂军统一广西后,这三人实际成了桂军三大首脑。现在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蛇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

陈铭枢和白崇禧,生就一副书生气,穿上军装,显得非常精神。陈铭枢戴着一副眼镜,说起来话来头头是道,先把广州的局势及唐生智目前的处境分析一番。白崇禧又介绍广州政府的情况以及对唐生智本人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希望。唐生智多与地方军阀打交道,见广州政府派来的两位代表,看上去有些文弱,可讲起话来,透着自信,心中甚是喜悦。

唐生智说:“真如,建生二位兄弟,我虚长几岁愧自称兄,对二位我早有所闻。真如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广州政府东征先锋,我实在很佩服。”

白崇禧说:“孟潇将军,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有些客套就免了。你能在这种时刻拥护国民政府,勇气可嘉。湖南如果携手,北伐大举有望。现国民政府已经确定了北伐方略,兄弟们誓要把军阀从中国版图中抹去。”

唐生智说:“长沙局势并不太好,我虽然将赵恒惕的二师收编,三师退到邵阳。贺耀组这个人,我也说不准他,他可能会投靠吴佩孚,但也可能观望。我现在为了能保住长沙,也派人去找吴佩孚。”听到唐生智说出此话,陈铭枢和白崇禧不由一怔。唐生智看出两位将军有些不放心,又接说:“请二位放心,我和北洋军阀誓不共天,所以让人去联系吴佩孚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因为我不知道国民政府什么时才能正式北伐。我想保住长沙,她是广州的门户,也是北上的跳扳。目前的情况,对湖南的三个师,我还对付得了。可吴佩孚不会甘心,他若拉上武汉的军队来攻长沙,我可能就顶不住了。”

陈铭枢面露难色说:“孟潇将军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北伐的具体日子确实还没有定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和建生回去后,一定把你的处境提出来,争取早日促成北伐。不过,你也要做最后的打算,如果一时两广的援军不能及时赶到,你将作何打算?”

唐生智说:“我会不遗余力,真要是不行,只能退守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不让敌军前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不要等到北伐大举进攻再来援军,如果有先头部队,助我一臂之力,我就有获胜的信心。”

说到此,陈铭枢和白崇禧便表示尽快解决长沙的问题,然后回广州大本营去了。

唐生智送走国民政府的两位将军,吴佩孚那边的消息也反馈回来。

吴佩孚的秘书兼参谋长张其湟听到长沙的变故后,曾说服吴佩孚,为了使湘南的局势稳定下来,先安抚唐生智,并主张联合。任军务处长的葛豪却主张联合叶开鑫,对付唐生智。他认定唐生智这是缓兵之计。吴佩孚经过再三思考,采取了葛豪的意见,对唐生智派去的代表表示,让唐生智马上回到衡阳去,一切还可以好说,否则他将大举进攻,收复长沙,而且还要攻打衡阳。这样一来,打破了唐生智的计划,他只能做战争的准备了。

唐生智对驻守湘西常德的贺耀组不信任,决定派人前去游说,并给他带去十五万元现款和二十五万发子弹。贺耀组当即表示,同唐生智共同攻打吴佩孚,如长沙失守,他将坚守常德。

唐生智并不知道,贺耀组已同吴佩孚暗中通款。贺耀组,字贵严,湖南宁乡人,早年入湖南陆军预备学校,再进湖北武备学堂,从那里被派往日本就读陆军士官学校。他回国后,便投地方军阀赵恒惕部任师长。

此时的唐生智,甚是焦急,国民政府那边没有消息,而吴佩孚部已经开始兴兵,联合叶开鑫部,并委任叶为“讨逆联军总司令”,指挥湘军对唐生智作战,反攻长沙,进行所谓的“南伐”。吴佩孚因为北方投入兵力过多,而且京畿南口一带国民军又牵制着他,使他有些不太如意。狂妄的吴佩孚,自恃大风大浪都闯过来,根本也没把唐生智放在眼里,他本人在中原指挥部队,命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调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又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由于说服了贺耀组部,命其使唐生智腹背受敌,由南岳后山向其进攻。吴发誓要拿下长沙,占居湖南。

吴佩孚这些部队约为十万大军,分三路而下,气势夺人。

唐生智三面受敌,哪里还能反抗,只得放弃长沙,退受衡阳。吴佩孚已经得势,步步紧逼,挥师南下。一时间,衡阳也危在旦夕。唐生智自知不敌,急急向国民政府告急,要求速速北伐,并提出要求加入国民党。

广东国民政府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并特派周鳌山送来了委任状。国民政府特委任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素有野心,但他也没料到,干戈一动,竟无意成为北伐的先锋。

见到国民政府来人,唐生智自然有些激动,对周鳌山说:“见到你真是高兴,说句不好听的话,衡阳岌岌可危,我也有些支持不住了。给我个空头总指挥,也不起什么作用,我看现在政府应该尽快决定北伐日期,就是来一些象征性的部队也可以。”

周鳌山说:“孟潇将军,这回你就别急了,虽然现在北伐还没到预定时间,共产党方面倒是非常积极,在广东的代表们极力主张尽早北伐。”

唐生智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就想着大军一到,先将长沙收复。”

周鳌山说:“实际上,北伐军已经启程,只是这次来的人数可能不多,是第四军。如果战局真像所希望那样,能尽快收复长沙,蒋介石也要来湖南,王柏龄的一个师也可能来。可在长沙收复前,先头部队是不会多的。”

唐生智说:“只要是正规军就可以。现在的湖南省党总部,多为共产党和左派所掌握,听说他们在粤汉路线上动员群众?”

周鳌山说:“确实如此,就我所知,由广州农**动讲习所派回来的湖南籍学生,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在沿线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影响很广泛。在当地,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已有四十余万,各省的学生也起来了,光是有组织的工人就有十一万之多,面且这些进步人士,都在盼望着早日北伐。”

这些情况,唐生智有所耳闻。湖南农**动的高涨,使之士气大振。唐生智立刻通电全国,宣誓就职,并将部队陆续开往前线。

周鳌山和唐生智会晤时,援湘的部队已经出发,那就是号称铁军的第四军。这支光荣的部队组建于195年,他的前身是粤军将领陈铭枢的粤军第一师。粤军乃是陈炯明的家底,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时,粤军已有五万余人。当时因为内部复杂,孙中山曾派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了粤军第一师,并命其兼师长。邓铿是孙中山最积极的拥护者,他励精图志,用三民主义教育士兵,很快使第一师成为素质较高的部队。其中由邓铿选用的各级军官也是军事和政治素质比较可靠的,如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叶挺、蒋光鼐、黄琪翔、陈济棠等人,大都文武双才。邓铿被暗杀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叛孙中山,又是第一师响应起义,参加讨伐陈炯明。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三大政策,第一师在两次东征及南征战役中,消灭了陈炯明、陈虎等,为统一广东全境,立下赫赫战功。

北伐中,铁军威猛无比,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先后几个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或是国民党左派,四军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共四个师。这支部队不仅保留了粤军的精锐,又从黄埔军校补充了一批具有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士官,更为重要的是,第四军共产党员占有很大比例,在军中起着模范作用,全军上下士气奋发。

这次北伐,军长李济深率十一师、十三师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的独立团作为前驱。国民革命军中和百姓们传诵的铁军,实际上就是指第十师和十二师及独立团。

六月间,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天津会晤,确定了直奉联合共同“讨伐”国民革命军。吴佩孚在中原重新部署兵力,下令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开鑫、余荫森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军,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军,仍率谢文炳师但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组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军,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

大战在即,湖南战火就要燃起,对此国民政府也有些担心,湖南之战将会影响北伐全局,她不仅是北伐目前的主战场,还是大本营的门户。在全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中,国民政府的各政治集团也都对北伐抱有不同的目的,由于吴佩孚气势逼人,有些人对此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正是战火硝烟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袭来时,蒋介石发出做战命令。

援湘部队,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前身是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叶挺,字希夷,号西平,三十岁,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孙中山警卫营营长,后加入共产党,不久赴苏学习。归国后,第四军扩充部队,叶挺与第四军将领陈铭枢、张发奎均熟,便来到四军当团长。叶挺身为共产党员,知道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要当团长就当独立团团长。军长李济深深知叶挺乃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当即委以职务,并指定独立团驻军广东肇庆。独立团当时武器极差,但叶挺认为武器还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部队干部的思想指导上,所有干部都由他亲自挑选。后来成为名将的陈赓、曹渊、卢德铭等人,都是独立团的基层军官。由于叶挺练兵有方,独立团组建后,无论是纪律还是战术,都为四军翘首。

独立团接到援湘先遣队的任务后,马上开赴湖南前线。

叶挺团从广州出发后,指挥有方,打垮了敌军谢文炳部的四个团,唐福山部的两个团,势如破竹,不久占领了湖南的攸县,逼进衡阳。叶开鑫部纷纷溃败,退守湖南中部的泅汾、醴陵,等待吴佩孚的援军。独立团这样迅速挺进,使得北伐将士士气大增。叶挺的迅速插入,粉碎了吴佩孚想切断唐生智八军与国民政府的联络企图,挽救了湖南战局,使唐生智置死地而后生,也为不久进攻长沙打下了基础。

叶挺团旗开得胜,显出北伐意义所在,沿途更是军民大力支持。叶挺的胜利,实际上不仅是打碎了吴佩孚和张作霖在湖南战场上的意图,还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了一针强心剂。湖南的局部胜利,使蒋介石看到军阀们的虚弱之处。

北伐的先头部队取得小胜后,蒋介石遂下定决心北伐。

懂得战术的蒋介石其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像真正的食肉动物那样,不是轻易出手,而是在旁边悄悄观察对方的弱点,只要找到这个弱点,马上就以迅雷掩耳之势扑上去。所以,当叶挺在湖南战场乘胜前进时,蒋介石不仅仅把目光投向北部的军阀,实际也暗防着身边的共产党人。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为了北伐大举,还是“忍气吞声”同蒋介石积极合作的。这也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从苏联带回斯大林的意见有一定的关系。斯大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鲍罗廷还发挥了这个意见,他对陈独秀说:“现在广东的局势不是很好,为了不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我们就要团结蒋介石。”

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同志认为还是退出国民党的好。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支持鲍罗廷。当有的共产党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时,鲍罗廷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征求国民党左派的意见。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现在国民党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像蒋介石那样有力量有决心打击右派的阴谋。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的让步,承认他自中山舰以来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党务整理案’,应该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发展,形势就会对我们有利。”

对鲍罗廷的话,陈独秀虽有自己看法,但他的反对显得非常软弱。同时,陈独秀在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明显受到某种束缚,那位一向以文风泼辣、富有战斗力的评论家,把那封信写得非常软弱,就好似对一个贼喊捉贼的人,自己没有证据,而又极力解释自己不是贼,连蒋介石看过后,也不认为这封信是出自陈独秀之手。

蒋介石信誓旦旦说:“仲甫怎么写出这等噜苏文字,和我打起笔墨官司来,我再次声明,我的一切行为都不是对共产党团体的。”这些话,他是在“党务整理案”后讲出来的。

实际上,蒋介石只是认为现在公开**时机不到。陈独秀和蒋介石两人,前者是不善于政治斗争的书生;后者是把政治看作权谋之术。历史就是这样把两个品格不同的人,放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

最终,陈独秀还是要求退出国民党,但是这个提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通过。

蒋介石此时倒是充分利用北伐这面“大旗”支撑目前的“和平”局面。

19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次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日,叶挺独立团由攸县深入,与唐生智第八军和李宗仁援湘第七军驱敌于涟水北岸,基本稳定了湖南的局势。

此刻,北伐战争在大幕正式拉开。

蒋介石为此也是煞费苦心,他用人甚是猜忌,故而在战局上常有偏颇。这就不能不提一提北伐真正的谋士,国民革命军总顾问,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加伦是苏联将军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在中国的化名。加伦是应孙中山的请求,来华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以接替在中国牺牲的另一位苏联将军巴甫洛夫。加伦来到广州后,仔细研究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与革命作对的各军阀的兵力。当孙中山提出二次北伐时,加伦以他特有的警觉指出:“只有在后方十分巩固和邻省对北伐有信心的情况下,北伐才可能奏效。现在这些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所以,加伦对孙中山说,只有把陈炯明及反动的势力从广东消灭,才可能谈论北伐。后来,加伦和他的参谋们,一起制定了《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报告,同时也制定了北伐进攻的一些方案。这个方案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以及列强对北伐可能采取的行动,可谓事无巨细。

以加伦的蓝图为范本,手握重权的蒋介石和李济深等人也曾制定出一个北伐计划,哪想到加伦看过,一直没有作声。蒋介石刚愎自用,又自恃懂军事,一向同苏联顾问相处不好,可他却同加伦关系很好。加伦虽然是个布尔什维克,骨子里更是一位军事家,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一向不表态,就是非得表态时,他也是迁就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信任他的一个原因,再有就是加伦非凡的军事天才,蒋嘴里不说,心里却是十分佩服。

加伦看过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北伐计划,没有言声,是因为他看出了破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