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几十万人马云集京畿，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意欲南北息争，五省联军总指挥孙传芳一时不知所措，静观时局，明白大势已去，便通电下野，转道天津。直鲁军张宗昌，听得张作霖魂归，悲痛不已，自知张学良是新派人物，必不相容，急召褚玉璞于天津开会，讨论前途。
良机不可失，蒋介石说客李征五到天津游说，劝张宗昌易帜，并以山东为然诱饵。
张宗昌心有所动，只是褚玉璞说：“蒋介石为人多疑，得手后，必然改编直鲁联军，得一个空头山东省主席又有何意义？”
此话到底为能说动张宗昌，下决心与国民政府为敌，他自知在山东作恶多端，若回山东，蒋介石为平衡局面，或能放他一马，便当地百姓必不能相容，到时蒋介石欲杀之，何患无辞！
直鲁部队遂全部结集在天津、山海关、唐山一带，计有杨村的于学忠部，韩家墅的孙奎元部，北仓的袁振青部，芦兴河的徐源泉部，杨柳青的王炼部，军粮城的许琨部，加下孙传芳残部万余，会集起来仍可号称十万。靠着这点本钱，张宗昌决定与北伐军再较量一番，便提出拥段祺瑞出山，重整北洋雄风。
消息传到段棋瑞那里，段为避嫌，称病不起，再因张宗昌在天津仍有重兵，不敢开罪，以婉言拒之。段祺瑞的态度，使张宗昌有些气馁，不知如何是好。北京的遗老遗少，深受军阀刁难，多抛开北洋旧帐，忙扎五色旗，准备迎接北伐军进城。
年近七旬的北洋老臣王士珍，任北京维持会会长，拟就通电，公开欢迎阎锡山进北京。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长官。
阎锡山为图北京、河北，迫不及待在保定就职。
奉军张学良部按照国民政府的协议，退出滦河以北。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均已开到北京郊区，冯玉祥部韩复榘驻南苑，刘镇华驻天津附近，而第一集团军朱培德、方振武部也相继开到天津郊区。
冯玉祥从河南打到河北，伤亡过甚，他从驱逐清逊帝始，就想在北京立住脚，此时二集团军的韩复榘第六军、刘汝明的第二军、冯治安的二十二军、刘骥的三十军、郑大章的骑兵队，驻兵南苑，跃跃欲试，虎视京都，只等国民政府一声令下，部队进驻北京城。冯玉祥并没有想到，蒋介石却下令把北京交给了第三集团军，加之王士珍等声学北洋元老，对阎锡山频频搔首示爱，冯玉祥认定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因而来个怠慢不前，躲在河南新乡，不肯进京。
比较之下，阎锡山志得意满，急命总指挥商震、第七军张荫梧部，换上飘亮军礼服，在蒋介石的特派员孔繁蔚引下，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他将部队驻扎在天坛、东便门，同时宣布撤销北京维持会，北京一切政务均由第三集团军接管。
按要求，奉军的鲍毓麟旅也携武装撤离北京。
对京津地区亦有所图的白崇禧，也急急率部赶到北京，将六个军驻扎在长辛店，他知道，论攻行赏，他只不过在无意中帮了阎锡山一个忙，所辖第四集团军在二次北伐中几乎无功可讲，没有理由与阎锡山争夺京津地盘，既然来了，就相机行事，以求桂系在华北得些实惠。阎锡山和白崇禧在京，风头出尽，走遍要人遗老，访问各国公使，成为自吴佩孚以后，接收北京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在南京似乎对此也深表满意，在阎提议下，任命张荫梧为北京市警备司令，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商震为河北省主席。
一旁的白崇禧，晓得阎、冯积怨，真要动作起来，对大家不利，提议南京政府任命何其巩为北京市市长，何是冯玉祥的人，以此平衡北京现状。
阎锡山在北京的表现，不仅惹得冯玉祥不满，其部下也对晋军侧目，加之二次北伐中作战最晚、派出军队也最少的白崇禧示好阎锡山，有染指河北之嫌，各集团军的矛盾显露出来。
民间时有二、三集团军急欲火并的消息。
阎锡山油滑本性难耐，与白崇禧商量后，为平息舆论，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们说：“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可不平等条约仍在，我们各集团军将领，还在携手并进。现在外界传说集团军不团结，甚是可笑，革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成果甚是不易，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再说，我与焕章，本是同志加兄弟，兄弟望记者朋友不要听信谣言。”
有好事记者加以分析，以为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阎锡山所为反而证明确有此事。
白崇禧更是弄巧，在次宴会上，多喝了几杯洒，对周围人得意说：“想当初，太平天国曾一度进抵天津，至于北京，诚哉为破天荒也。”
敏感的记者，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道明白崇禧之野心。白崇禧自知失言，可悔之晚矣。更有甚者，奉军在各国公使担保下，留下的鲍毓麟旅，协助北伐军完成北京的和平接收后，由通县往东北撤退时，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为泄私愤，表示对晋军的不满，将鲍旅全部扣留，命其缴械，结果惹得各国公使对北伐军大为恼火，认为国民政府言而无信。
阎锡山身为京津警备总司令，非常焦急，急忙电示冯玉祥，要其说服部下，不要惹起祸端。韩复榘所为，冯玉祥也并非一点不知，似是有意姑息，看到事情闹大，才下令让韩放还鲍旅，又命鹿钟麟停止北进，并要求第二集团军全部撤回望都待命。
这场“外交”风波后，冯玉祥托病不闻政事，以示对现状的不满。
冯玉祥虽然不满，但也不甘心罢休，表面不闻政事，私人代表丁春膏正在天津活动，以求为西北军谋得一个出海口岸。
在天津附近的张宗昌，为与日本人勾结，屯兵天津，等待时机。
日本政府更是将租界内驻满了军队。
蒋介石深怕与日军发生冲突，战事难料，令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及刘镇华部，监视天津，不准托辞入城，在马厂一带待命。此刻，孙传芳部下郑彦俊倒戈，意欲拥直系旧部齐燮元为首领，接收天津。阎锡山与齐燮元本也相识，都是旧军阀出身，遂表同意，报南京蒋介石后，任齐燮元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这个建议遭到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代表丁春膏强烈反对，无独有偶，日本在天津驻军司令新井也反对，扬言不准齐燮元带兵入城。阎锡山非常希望天津由自己人来撑握，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委任郑彦俊为第三集团军军长职，命其在天津近郊收拢孙传芳残部，以充实力。
这一来，孙传芳部队面临全面瓦解。这也影响到张宗昌的直鲁军。张所部徐源泉、孙殿英慑于北伐军威势，宣布脱离张宗昌。在天津活动的丁春膏见状，急电冯玉祥，意欲拉住徐、孙这两个军，再以第二集团军名义，接收天津。
日本人最怵的就是冯玉祥，晓得他多有民族气节，不会向日本低头，遂通电表示，若第二集团军进入天津，将会发生战争。
蒋介石一听，心有不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和平，战祸再起，实难预料，为确保一方安宁，决定摆脱冯玉祥，直接派特派员张壁，与天津各界要人联系，最后达成协议，由徐源泉过渡保安司令，天津由晋军接收。
天津接收的前前后后，都由阎锡山心腹南桂馨牵线。
交接天津的同时，张宗昌、褚玉璞又向南桂馨提出四个条件：
一、第三集团军共击冯玉祥；
二、直鲁军撤退，国民党不得追击；
三、直鲁军退出天津后，由晋军向直鲁军接济部分款项；
四、今后与晋系合作。
南桂馨对这近似无礼的要求，建议张宗昌取消第一项，其余他可代表阎锡山同意。
双方最后达成条件，只是将徐源泉的过渡司令撤销，改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
至此，阎锡山独揽京津的筹划完全实现。
为使日本驻军司令新井默许，阎锡山电示南京，想尽快让傅作义就职，命南桂馨向新井做出保证，傅作义不带一兵一卒，只身赴任，城内原保安部队及警察，坚守岗位。
迫于压力，张宗昌、褚玉璞部撤出天津及附近地区，开往滦河，向奉军靠拢。
6月15日，傅作义在天津就职，同时宣告完成京、津两地和平接收。
6月0日，北京经南京政府决定，正式更名“北平”。
十四世纪北京就以北平而称著，以示“天下太平”之意。
南京政府向中外发表宣言，宣告北伐使命完成，电称：
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北伐使命，正告完成，此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
华北及京、津，无论战略和经济，皆可与东南五省相提并论，最重要的它还是历代君王所在地，得京、津者，得天下也。
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三只老虎，哪有不争之理。
穷其因，又是蒋介石无意留下的遗患，和平将至，虽没闹出大乱子，可四个集团军人马云集此地，相互侧目，令人担忧。矛盾初露端倪，蒋介石出人意料通电辞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紧接着，又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
蒋公此举，亦有难言之隐，他深感各实力派越来越强，恐难调解，以辞职相挟，各实力派也需要一个领袖来平衡，有人出来挽留，必然就要尊重他的意图，况且，北伐使命已经完成，奉军张学良易帜明确，只是时间问题，而北伐军总司令本是战时的产物，极早表明态度，与国与民与已都有利，因而来了个先发制人。
果然，蒋介石一动，冯玉祥率先发起挽留通电，言辞恳切说：
“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前在柳河站誓同患难于涂炭中。现不能坐视前功尽弃，惟有相继引去，现在新乡整理等命。若弟不打消辞意，本人不敢独留。”
接着冯之挽留电，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等也紧随其后响应。
蒋介石似乎辞意甚坚，向南京政府告假一周，偕爱妻宋美龄畅游金山寺，继而又顺流赴上海，转道奉化老家省亲，表现出一种闲情逸致。
这样一来，留蒋呼声日甚，王者身价自高，逐又宣布打消辞意。
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实力派之间周旋，对蒋介石来说，也是十分棘手，但他审时度势，称得上游刃有余。
蒋介石开始对权利进行分散。
6月0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正式将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冯玉祥的亲信何其巩为北平市长，阎锡山的亲信南桂馨为天津市长。中央常委会决定，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瀚、吴稚晖、薛笃弼、庄蕴宽、蒋介石、胡汉民、班禅、马福祥、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等人，组成故宫博物院理事。并成立了北京政治分会，以李石曾、冯玉祥、阎锡山、张继、李宗仁、白崇禧、鹿钟麟、蒋作宾等人为委员。在李石曾未到任之前，由阎锡山暂代。
这样一来，阎锡山刚进北京城的得意，烟消云散，不得不提出申请，辞去京津卫戍总司令一职。静观北京局势的冯玉祥，没在华北得到实惠，看到阎锡山权力旁落，心理也就平衡了。
一波暂平，一波又起，北京又掀起迁都之风。
北方冯玉祥、阎锡山派的文人，大发议论，认为南京为六朝金粉，接壤上海，腐败萎靡之气甚重，且又是亡国之都，而北京乃是元、明、清以来传统首都，凡在京建都者，大都兴旺发达，此古来之理；蒋介石派的文人，不提传统，却把孙中山搬出来，说南京乃是民国之父总理遗嘱，不可违背。
最后，还是蒋介石大权在握，况有总理遣训，迁都之事以蒋介石胜利告终。
蒋介石到底有王者之风，眼界高远。熟读兵书的蒋介石知道，就目前的情况，裁军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可削弱实力派，二可收买民心。
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会议，在会上提出一个《克期裁兵从事建设》的提案。此时全国共有八十四个军、十八个独立旅、二十一个独立团，部队所需开支五亿四千余万元，而国税只有四亿元，不实行裁军，国家亦不能复苏。
办法虽好，所有将领必得呼应，方可实现。蒋介石提出在北京举行孙中山祭灵盛典，要国民党要员全部会集北京。这些要员，都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别事可能怠慢，惟总理祭灵之事，不敢稍有懈怠。
6月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吴稚晖、张静江、邵力子、周佛海、陈立夫等人，从南京出发。两日后，到汉口，蒋介石遂又邀李宗仁共同前往。
进京后，北京方面原打算把蒋介石夫妇安排到中南海，蒋发电称，要求住香山碧云寺。香山碧云寺，虽景色宜人，但毕竟是荒郊野外，距城较远，又不安全，可蒋介石到京后，不顾反对，仍坚持住碧云寺。
北京方面只得派兵警戒，整修道路，尽量让蒋介石夫妇方便。
蒋介石与宋美龄已经商量好，谓之与总理守灵。李宗仁等人则住在集灵囿。
7月6日，祭灵大典正式举行。
上午，蒋介石拾阶而上，身着新军装，罩青斗篷，随后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再其后为四个集团军将领。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哀乐奏起。蒋介石随着乐声，手捧花圈，来到孙中山灵前，向灵榇三鞠躬，其余人也随之。
整个碧云布置得壮严肃穆，建有松墙，上面挂满了小白花，各党政军、外国使节送来的花圈更是堆积如山，有长联一幅曰：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外；
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蒋介石立于孙中山灵榇前，商震代蒋读祭文，读着读着，便有如下字句：
……军事既终，苦于军队问题，无适当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年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确定兵额，分别提留，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国督促武装同志，务底完成……
大家开始还聚精会神，听着听着，就觉出不是味，尤其集团军的总司令们，更是皱眉。祭文似话里有话……
商震读罢祭文，工作人员打开孙中山先生的棺盖，但见孙先生安详垂目，宛若重生。原来孙先生的遗体用防腐药水处理过，又进行过整容，故而遗容甚是慈祥，如在人世一般。棺盖一打开，却见平时很是拿架子的蒋介石扶棺痛哭，因他是第一个瞻仰遗容的要员，驻在那里哭个没完，后面的人也只好等着。不想，蒋介石越哭越不能自制，冯玉祥上前劝阻，蒋介石更是悲伤不已，众将领也多有悲痛，伫候一旁，暗自垂泪。
大家依次瞻仰过孙中山遗容，相继离开碧云寺。
祭灵大典完毕，国民党要员在李石曾家里开起了茶话会。
蒋介石把他的《军事善后案》拿了出来。冯玉祥一听就有些不满，提案要求全国军队共留八十万人，分十二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各集团军分头处理。《军事善后案》其妙处在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各留一个军区，而蒋介石除占有一个军区外，还可以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辖制其他八个军区。目前，蒋介石的兵力最多，可若分成八个军区，兵源不但不够，还要增加兵力，而冯、李、阎就吃亏多了。这样一来，就是哪个军区的兵多，其裁员就多。
冯玉祥顿觉上蒋介石一当，这哪里是裁军，分明是要他交出枪把子。阎锡山力图保住更多的利益，暂不与蒋介石正面冲突。李宗仁则极力鼓吹实行工兵政策，化兵为工，也想借此保存实力。白崇禧在北方根基不稳，还不敢和蒋介石讨价还价。
这几个人中，只有冯玉祥自恃与奉军作战功劳最大，兵力最强，决心要与蒋介石见个高低。
冯玉祥针对蒋介石的裁军，提出一个三十二字的方针：“互相原谅，互相补助，大局为好，个人蒙福，切戒挑剔，切戒猜疑，不慌不忙，合而为一。”冯玉祥幻想以实力大小作为分配中央权力的标准，打破蒋介石对中央大权的垄断。
最终，这次谈话会因为意见分岐太大，各派议题无法深入。
说起来，这些北伐军的将领们，上午在孙中山灵前都表现得毕恭毕敬，相互以同志称呼，可一论起权力和地盘，也是各怀心事，锱珠必较。祭灵的香炉尚有余温，各路诸侯遂开始动用心机。
吴稚晖对冯玉祥话里有话说：“过去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要起来打倒他，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冯玉祥虽然没上过多少学，平日勤奋苦读，说起话来干脆直爽，他脑子一动，知道吴是蒋介石心腹，虽然不至于把自己比作张作霖，可此话听起来，让人不舒服，妙语相对说：“光说‘我来’还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了‘干’不不行，须加上‘我来干好’。”
此是笑语，却绵里藏针，意思就是你蒋介石也一样，要干就干好。
吴稚晖是个学究，在这一点，不得不对冯玉祥点头称是。
国民政府一群要员勾心斗角之时，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表示和平统一要求，并派代表邢士廉、王树翰抵北京，会见了蒋、冯、阎、李，后又单独会见蒋介石，提出五项要求：
一、东北政治分会由张学良为主任；
二、国民革命军不得入东北；
三、南京不干涉东北内政；
四、南京不在东北设分支机构；
五、热河归东北。
蒋介石提出五项条件：
一、奉军全部出关；
二、悬青天白日旗；
三、服从三民主义；
四、东北政治分会由国民政府委派；
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同时，蒋介石会见邢、王时指出说：“只要张将军服从三民主义，其他事都可以商量。”
邢、王回东北后，张学良立刻作出反应，复电蒋介石，表示：“愿对国府服从到底。”
同时，张学良定于7月4日正式易帜，并要热河的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易帜，以观察日本方面的态度。
果然，日本在汤玉麟易帜后，向张学良递书面警告，反对东北易帜，还要求履行所谓的“日张密约”。张学良回答说：“易帜乃是东三省当局和东三省参议联合会的主张，我如果拒绝，就只能辞职。”
张学良的压力是很大的，老派人物张作相、袁金铠主张保境安民，不管关内之事，善待日本；新派人物杨宇霆主张联合南京抵制日本。张学良没有作出决断，7月日开会决定，易帜暂缓，同时电复蒋介石，表示易帜初衷不变。
此时，军阀余孽犹如釜中游魂，孙传芳空遁佛门，张宗昌、褚玉璞退至滦州后，欲求出关。张学良知道直鲁军多是土匪，桀骛不驯，而张宗昌又暗中通日，乃借口不让其出关。张宗昌部后被白崇禧部所逼，同时其部下刘珍年倒戈，归附国民政府，就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职。
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压向滦州，方振武任左路指挥，一路冲锋陷阵，原以为将其追至热河，便可得一块地盘，没想到国民政府早已同张学良达成协议。
蒋介石命白、方二部停止追击，待奉军出关收拾张宗昌。
张宗昌和张学良本是换过帖的兄弟，杨宇霆出关督战，问及如捉住张宗昌怎办？
张学良低头不语，一旁的袁金铠说：“杀之，留之祸害。”
张学良遂点头同意。
直鲁军不支，张宗昌原本要与奉军求和，没想到张学良要杀他，便宣布下野，逃往大连。褚玉璞于次年被刘珍年诱杀。
白崇禧收编了张宗昌的残部，奉军大部退出关外。时直鲁军全部消灭。
北伐告终，奉军易帜在即，国民政府内部，却硝烟再起。先是蒋介石为“削藩”，囚禁李济深，后又发生蒋桂战争，既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不久，粤桂相继火并，阎锡山又使计囚禁冯玉祥等等，正可谓：北伐告终战祸依旧，遗老新贵粉墨登场。（全文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