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戴是流着眼泪走出下套子屯的。一步一回头。
亲爱的读者不要伤感，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年之后，小戴又到了下套子屯教书。这些年最让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小凤，他的耳边经常响起小凤的呼唤：“小戴呀，快来救我！”他终于再一次走进小凤的家门。小凤妈给小戴端上一碗糖水，这是他们家最高的礼节了。
小戴对她和老程说：“大叔大婶，我要娶小凤！”
“什么！”大婶惊叫，她手中的一碗糖水“啪”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孩子，你可要想好啊！这样太委屈你了！我们可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老程说。
“大叔啊，我想好了！我都想了8年了，你就成全了我们吧！”小戴含着眼泪说。
这时小凤的父母放声大哭，弟弟妹妹全哭了，全家人都哭成一团！只有小凤傻怔怔地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作者和小戴重逢
第二天，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那一年小戴7岁，小凤6岁。小戴领着小凤的妹妹到公社替小凤办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家，小戴拿着结婚证书，对小凤说，咱们俩结婚了，你看这就是证书！她好像忽然醒过来了，抱着小戴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小戴和我结婚了！结婚了！”
小戴买了两只大鹅做了些酒菜招待乡亲，可惜没有一个知青参加，全村的80多个知青都走了。小凤给大家点烟倒酒，跟正常人一样。村里人都说，这回小戴把小凤救了，天底下难找的大好人啊！
天后，小凤又犯病了，可是有小戴的照顾，比过去轻多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亮亮出生了，小凤整天把他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去，她再也不跑不闹了。小亮亮一直到6岁还吃她的奶。
几年后，小戴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机，县教育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小戴，也看不到他的教学笔记。原来他正躲在家里和上海电影厂的写过《乔老爷上轿》的编剧研究剧本。教育局长说：“干脆我给你找个能发挥作用的工作^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不久，小戴调到了县广播站当上了记者。这下子他如鱼得水，很快成了县广播站和电视台最好的编导，还当上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小凤和亮亮随他一起进了县城，住上了宽敞的好房子，病也好多了，小戴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已经很满足了。
1997年，小戴又作出他一生第二个最重大的决定，回上海，为年老体衰的老母亲尽孝！于是46岁的退休干部戴剑馘要带着小凤和读中学的儿子回上海。小凤的父母对他说：“小戴你该回去了，你们爷俩回去吧！把小凤留下，我们照顾她！你把一个疯媳妇带回大上海，人家要笑话死你！”小戴说：“我自己过日子，别人说什么闕卿小戴小凤一家人我也不在乎！”
大上海欢迎8年归来的游子的最好礼物，是比想象中还要多的困难。在天地广阔的北大荒生活惯了的一家人挤进了闸北棚户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小凤又犯病了，她十几次地走失，每次都是两三天，好心人把她送回来，过几天她又走了！她说：“太憋屈！我受不了！”孩子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老师讲课，在逊克学的俄语，这里学英语，学习跟不上。
最严重的是老戴（我们该叫他老戴了〉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养不活全家人。他弯下腰到桥下等着推上坡的车，他摆小摊做小买卖，都不行！他急中生智，写了10封自荐信，寄给全市各家电视台，推销一个有0年从业经验的老知青电视编导，终于被慧眼识珠的闸北有线台聘用了。开始搞政治新闻，因为不认识市里领导，差点被炒鱿鱼，后来他自编自导搞了个“老百姓的故事”的专题节目，一举成名，现在已拍了60多期。
闸北区委宣传部长被老戴感动了，他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奖励你，给你爱人办个残疾证吧！这样小凤每月有了400元的固定收入了。现在老戴名片上的头衔是“上海电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闸北有线电视中心编导”。
最让老戴自豪的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学业上的差距，亮亮没有考上大学，他到大众公司趴在底盘下学修汽车，第二年他考上了上海国际商务学院汽车系，现在大学已经毕业，还入了党，在上汽集团当白领，每月收入5000元。每月给他妈500元。这回小凤不跑了，每天坐在家看着儿子的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
儿子一表人才，在学校里当过模特。对象也挺好，前几天还会了亲家，女友的爸爸是做生意的，母亲是《解放日报》的退休干部。他们看中了有本事的亮亮，更看中老戴一家人的善良可靠。那天小凤也出席了定亲酒席，她侃侃而谈，一点也没走板。50多岁了，她还是很有风采。
老戴说，在上海儿子要娶媳妇，连买房子带办嫁妆大概要100万元！结果媳妇家都准备好了！现在闸北棚户区动迁，我们家的房子也解决了。真是好人有好报！
老戴和小凤的故事是我偶然听到的。在上海出差，请几位老知青在“东北人家”吃饭，在座的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副教授王其国夫妇，有哈尔滨话剧院著名女导演李贵平。我说正在写老知青的故事，贵平当即讲了他们的故事。她马上用手机找来了老戴。饱经风霜的老戴一派学者风度。他还像北大荒人
一样大碗喝酒，在笑谈中断断续续讲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当年在全村80多个姑娘中，其中还有0多个女知青，小凤是最漂亮的，是一种古典的美。他说我娶小凤，就为她的那句话：“小戴呀，快来救我！”他还说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心当随人，人勿随心。”我是半懂不懂。
酒桌上大家都说，应该让李春波再写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我说，还是我先写一篇小文吧！
17.归根
1979年，乍暖还寒的月，双山火车站一片繁忙，也一片混乱。“胜利大逃亡”的知青们，争先恐后地从这里登上返城的火车，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艰难的里程。
10多年前，他们是在这儿一兵团5师师部所在地下车的，然后投进了北大荒苍凉但很温暖的怀抱，欢迎他们的是热烈的锣鼓和热情的笑脸。
现在他们又从这儿走了，欢送他们的是站台上老乡和亲人们低声的哭泣。他们走了，扔下了大地里无人开动的拖拉机、学校里无人上课的孩子，医院里无人医治的病人……
她，天津知青矫淑梅，怀里抱着1岁的儿子，望着车窗外满脸忧伤的丈夫，望着远处那片她生活了11年的土地，禁不住热泪长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用小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拿起那只小手向丈夫挥动，“快和爸爸再见！”这时火车呼啸着启动了，卷起了站台上和车厢里的一片哭声。
矫淑梅本来是不想走的，她的生命已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她说，我是1968年9月17日，随天津第一批98个知青来到5师5团的。我不在动员之列，最后是自己强烈要求，还写了血书：“坚决上山下乡！”革命的激情把我烧到了北大荒。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时，激情满怀。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个接踵而至。刚到连队的那一天，宿舍还没建好，屋顶可以看到星星，火炕还冒着热气。我和同伴们在炕沿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就投入了“早晨二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秋收大战。
北大荒的地太广阔了，一条垄长五六里，好几天都干不到头。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谁也不愿意说话，又过了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然而北大荒是不相信眼泪的，活儿还是要自己干，别人帮了一时不能帮到永远。只能抹去眼泪，挺起腰杆接着干！最艰苦的是割豆子，手被豆荚扎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下雪了，那铺天盖地的大雪，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了，衣服都湿透了。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浑身冷得发抖。生性坚强的我从没叫过苦。因为我是写血书来的，是不会掉泪的。
经过5年的农工排的艰苦磨炼，197年9月，矫淑梅被调到一个新建的连队当教师。她深深地爱上了0多个渴望知识的山东移民和转业军人的孩子。她惊奇地发现，她的学生连“楼”这个字都不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让在天津也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给她寄来许多画册、图片、教材、教具。她担负了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语文、算术、政治、音乐、美术课，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开展各种开阔他们眼界的活动。她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楼”为何物，还让他们认识了广阔的外部世界。
在全团的统一考试中，她教的班级排前几名，她被转为正式教师。1976年她还入了党。这期间她失去次上大学的机会，一次是因为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另一次可能被人顶替了，第三次她在全连推荐中得了全票，可是年纪过限了。她并不在意，她觉得这些孩子更需要她！
小学校放假了，矫淑梅没有回天津探家，她除了备课、家访，就到连队的养鹿场参加劳动。这些顶着玲珑优美的鹿角、金褐色的身体上闪着银白色斑点的梅花鹿，让她怜爱有加。她为它们喂青草，为它们打扫圈舍。那些精灵开始躲着她，目光很警觉，后来目光变得温柔了，而且主动走近她，亲吻她的手和脸。
目光变得更温柔的是鹿场的兽医刘宪成。这个勤奋的山东支边青年，向下放劳改的一个老兽医学会了一身手艺，还自己引进了这群梅花鹿，建立了全团第一个鹿场。他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戴着一副小眼镜的天津姑娘学教得好，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喜欢她。但是没想到她这么爱鹿，这么爱他的鹿场。那些日子，刘宪成真有些魂不守舍了，他天天盼着小矫到鹿场来，如果有一天不来，他就没着没落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