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苦，我们总是不缺肉吃，小吴的枪一响我们就乐了，泉水煮狍子，再撒上一把盐，那可是最美的野味。一个多月的风雪勘测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了各筑路连队，小吴留在指挥部当通信员。哪个连队都盼着他去，“小吴来了有肉吃！”每次都是驮着猎物的马先进了驻地，炊事员再到附近的树丛中找醉卧的小吴。他处理完公务，再请他大喝一顿后，把他扶到马上，然后就顺着山路走了。可惜路修好几年后，小吴去世了，得了肝癌，可能和饮酒太多有关。
沿着小吴和费名彪他们勘测出的“路影子”，第二年5月，大队伍开始进驻筑路现场。当年拉腰子大队的女知青周迈回忆，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里，我们坐了半天汽车来到大兴安岭脚下，前面没路了，拖拉机拉着行李，我们开始向宿营地进发。全连100多号人分成4个排，边走边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回声环绕林间。那其中一首《我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唱得最响亮，那歌是插队干部、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林友仁创作的：
在这巍巍的兴安岭上，欢乐的劳动歌声阵阵激荡，我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肩负着人民嘱托和党的期望。
在歌声中，塔头在我们的踩踏下缩紧脑袋，桦树杨树在我们的穿越中迅速后退。天渐渐暗下来，我们已经走了4个多小时，可是还没有到达营地。排长传达上级命令：“就地休息，准备过夜！”因为前方路标找不到，我们已经走了不少冤枉路，大家有点傻了。为鼓舞士气，全连大合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只吃过早饭的我们已饥寒交迫，歌声也越来越小了。夜深了，就地休息的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湿透的内衣变得阴冷，胶鞋和裤腿也全都被水浸湿了，脚下的水结成了冰，踏在上面“咔嚓咔嚓”地响。
也在这支队伍中的女知青林兰新说，当时四周没有一块干土，我们站在冰水中，寒冷无情地向我们袭来，我们几个女孩子手拉着手，站在原地不敢移动半步。密林深处，时而传来狼的嚎叫和“黑瞎子”的低吼，莫名的恐惧使我们忍不住哭起来，但又不敢哭出声来。我们几个紧紧抱在一起，互相用身体温暧着，心里默默地祈祷：天，快点亮吧！天亮了，我们继续行军，看见了前方的炊烟，看见了飘在眼前的红旗，其实宿营地离我们很近。昨天他们走“麻达山”（迷路）了。
安营扎寨后，周迈和战友们一起开始筑路战斗，要把路基上密集的树木锯掉，把半尺厚的草皮铲掉。男女分工，男生锯树，女生铲草皮。锯大树是一个技巧活，光会使劲不行，还要看风向，树的茬口要借着风向开，锯树时那树会随风倾斜，这时取一大绳，绑住树干，大家奋力一拉，树就倒了。
那天，黄建华和鲍春初一组锯大树，突然一阵风吹来，他们的锯被夹住了。他俩抬头一看，大树正摇晃着，逆着树的茬口向下砸来。这时，周迈正埋头铲草皮，那大树正朝着她的头上倒下。“周迈，快跑！”黄建华一声凄厉的叫声，让她一激灵猛地跳开，大树轰然倒下，砸在了小周刚才站立的地方。全场哑然，所有的人像被定格了一样。说起这件事，已经在上海煤科研究院当党务干部的黄建华仍心有余悸。
“周迈，我真没想到你会一下子跳开。我想这下完了！完了！”
周迈说，那年我们都只有17岁，男女生之间都羞涩得互不言谈，可是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心底蕴藏着一种很深的感情，那就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为别人着想替别人担忧的美德。我说，很周迈在自己的花店里接受我采访遗憾，你们的感情如果发展成爱情，我的故事就更感人了。已经都当了父母的黄建华和周迈都笑了，小周脸还红了。
在座的每个人对当年修路时的艰苦生活还都记忆犹新。那是在远离村镇的原始森林里艰苦劳动，那时本来就物资短缺，断粮断盐的事经常发生，大家那样沉重的劳动却经常吃不饱。最难的是缺水，大山里干净的水源难找，只能喝塔头甸子里游荡着小虫子的脏水。有时掘开石头，喝地下渗出的臭鸭蛋味的黑泥浆水。那时一半的人都得了痢疾，拉肚子的人很多，有的男生连换洗的裤子都没有了，躲在林子里干活时，他们连裤子都不穿了，真像原始人一样。
周迈也是拉肚子最重的一个，她说，开始赤脚医生还给我药吃，后来因为生病的人真多，药都吃没了，结果越来越严重了。刚开始时，一天起来上茅房几次、十几次。后来没力气了，要人扶着上茅房，再后来几乎整天坐在同学从上海带来的马桶上起不来。拉无可拉，只见红血水黄黏液了。后来自己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整天的昏迷不醒。
那天，我从昏睡中醒来，只听见赤脚医生趴在我的床头哭，她比我大1岁，是黄地营子的上海青年，每天两次跑到我跟前看我。她嘤嘤地哭着：“她要死了，她要死了……”在她的哭声中，我又昏过去了。不一会儿，她把我拍醒了，她拿着一支针药水，敲开，灌进了我的嘴里。她脸上还挂着泪，兴奋地说：“我发疯了，翻遍所有的药箱，终于找到了这支黄连素针剂，没有水可以煮针消毒了，只好给你口服了，总比没药好！”奇迹真的发生了。我竟然慢慢止住了腹泻，身体也活泛起来。这是我倒下整整8天之后发生的奇迹。那个赤脚医生抱着我直掉眼泪。那时的青年，懂得担当责任，懂得爱人救人，一切都流露得这样自然，这样真诚，现在想起还让我落泪。
林兰新也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她说，上山不久，我得了皮肤病，开始我没和任何人讲，照样每天和大家一起干活。可病情很快从一两个斑块蔓延到双腿，山上的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一两个月后，全身都是病灶了，白天硬挺着，晚上浑身奇痒，昼夜难眠。再后来身上淌着脓血，粘在衣服上，一脱衣就像扒皮一样疼得钻心。知青们只好把已经昏迷的我送下山。一个叫李荣的男知青牵来一匹老马拴了一挂花轱辘车，大家用棉被把烧得迷迷糊糊的我包起来，抬上车，在颠簸中上路了。在山上走夜路，容易碰到野兽，李荣带着一个脸盆，边赶车边敲。隔一会儿，他再停下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当年在二站公社南二龙村下乡的现上海5中的老师钱中五，给我讲了他的战友晏智勤之死。那是1月初的一个下午，小晏和1个青年坐在胶轮拖拉机的拖斗里，为大罕公路冬季施工备料。在崎岖的山路上突然翻车，熟睡的小晏被翻到沟里，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回到生产队，我很快被送到上海，经过半年的治疗我康复了，再回来时，修路已经结束了。当时心里很难受。
在宝山区人事局工作的林兰新至今还为没能和大家一起参加修路的全过程而遗憾。
在平安保险公司当业务员的毛仁昌死里逃生的经历更神奇。当时在筑路指挥部当施工员的小毛，半夜时分坐着钢轨做的雪爬犁上工地，突然钢轨碰到雪里的树桩，爬犁翻倒，把他甩出，那笨重的钢轨正压在他的身上。司机跪在埋在雪里的小毛身旁大哭，小毛说：“我没死，快把我身上的东西抬起来！”后来大家把他抬到屋里，同行的副总指挥用一瓶西凤酒把淤血的大腿按摩通畅了。还有一次小毛得了副伤寒高烧到40度天不退，在场的一个兽医在没法做过敏试验的情况下，用兽用针管给他打了一支青霉素。打完针后，针点直往外冒血，那针眼太大了，小毛疼得满床爬。又接着打了两天，小毛竟退烧了。大家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
也许比药物更有效果的是青春的力量，他们太年轻了，像大山里的青松那样挺拔，像那漫山的兴安杜鹃那样鲜艳，黑色的死亡，面对他们也退避三舍了。
然而他们还是幸运的，为那条通向云端的天路，年轻的战友们曾献出了生命，至今他们还沉睡在那大山的怀抱中。周迈想起，我们十姐妹班的一个女生叫金建平，在大罕公路干活时被传染上出血热。当时不知道，因为出血热的潜伏期有三四个月。结果在1月份，金建平被查出得了出血热，来不及抢救就病逝了。大家痛哭，那时她才18岁，花一样的年华就这样去了！
当年死里逃生的修路者压在车下死亡。小晏很开朗，爱拉二胡，他最喜欢的曲子是《翻身道情》。公社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知青李向阳为他画的像挂在灵堂，他躺在厚重的棺木里，穿了一身他最喜欢的草绿色军装。他的母亲来了，站在他的身旁哭泣。
钱老师沉重地说，那天，棺木放入墓穴时，枪声响了，那是我们为小晏子送行。这时天很高，几乎没有一片云，青苍苍的。起风了，山坡上的桦树柞树，被风掀起一阵阵啸声。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我为死在那片黑土地的年轻战友而痛惜。我还要说，因为他们的死，那片土地才有今天的丰厚和深情。
离开上海去机场时正好路过陕西路，我参观了周迈开的那家“初芳花店”。她曾在国营机电公司工作过，还办过报，写一手好文章。退休后又和姐姐一起办了这家花店。她说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一家人生活得很好。开花店不是为了生计。站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周迈还是那样年轻美丽。经过苦难的青春如锤炼过的钢铁，是经得起岁月的侵蚀的。
我祝福周迈和她的战友！
1坚守上甘岭大小兴安岭最美丽的花是达子香，也称兴安杜鹃，那花开在早春时节，山坡上一片耀眼的玫瑰色。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6月初，小兴安岭的达子香已经凋落了，枝叶还在，那花已随春雨溶入了土地里。0多年前，几万个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也像那开遍山坡林间的达子香一样，给寂静的大山带来一片灿烂。后来那些花又逐渐地移植回了他们的家乡，大山里的人时常想着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