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小凡是在大家下地后，在自己铺位的床沿上用镰刀把自己的“命根”割断，为了止血他自己在伤处系了一条麻绳，然后用纸把“命根”包好，埋在宿舍门前的地里。事后，大家和他开玩笑：“你把那玩意儿种在地上，想让它长出来一棵树，满树都滴滴荡荡吊着那玩意儿，好看吗？”小凡一个劲地傻笑。丁大夫赶紧做了止血处置，又把小凡送到了团卫生院，最终止住了血，保住了他的命。
一个星期后，小凡又回到了连队。几天后的清晨，睡在小凡下铺的青年感到从上面往下滴什么，掉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打开灯一看，自己脸上都是血！那血正从上铺的床缝向下流。他们爬到上铺掀开被一看，小凡已把自己的气管割断了，他已气息奄奄了。丁大夫和连队干部再次把他送到团卫生院，万幸的是他没有割断动脉，他的命保住了。医生把脖子上的伤口缝合上，他又回到了连队。
听说那位苏副指导员很气愤：“你自杀吓唬谁，我看你是做贼心虚了！”几天后，小凡下铺的青年半夜又听到小凡的呼噜声，上铺一看，他又把缝合刀口的线都撕开了，顺着刀口淌着血……
后来，团卫生院又一次救活了这个生命力极顽强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把他接回家，住在自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气急败坏的小凡，总是和母亲吵架，有时又很极端，母亲没办法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他在医院里也是几进几出。
从部队转业回来，老胡到家和医院去看过小凡。后来，他去日本搞建筑设计，前几年看到哈尔滨要开亚洲冬运会，又回来参加体育馆的设计招标。这之后，老胡也常去看小凡，给他送烟送零花钱，有时还领他出来吃顿饭。他和过去一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点儿也不沮丧，对病友和护士都很有礼貌。
老胡也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是证明？是抗争？是自虐？还是割断尘缘？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后来小凡到上海做了一次**修复手术。老胡和他说，你找个对象吧！他笑着说，他妈妈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看中了他，可他妈不同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胡说，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凡是***年，那是在精神病院。他的手用纱布包着，指尖都是黑色的。他说坐火车到外地去看他叔叔，结果下错了站，在大风雪里迷了路，被冻倒在野地里，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他又捡回了一条命。小凡正在等着做截肢手术。那一天，老胡看着自己的老战友灾难接踵而来，很是伤心，他感叹上帝的残忍和不公！
日落黄昏近。小店点亮了蜡烛，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我只好停止了采访，我怕我们不断的哀叹影响客人的情绪。
我想，谁是小凡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变态”的副指导员？大概不全是，她也许是好意，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干部还少吗？也许是小凡自己心理、生理的原因，也不全是。如果，能多一些人性和人文关怀，能更多一些对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去年我路过老胡的俄罗斯小餐馆，进去闲坐，又打听了小凡的情况。老胡神情暗淡地说：“他去世了。”
小凡死在了离佳木斯只有5公里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那是一座白色的6层大楼，收养了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中精神病患者，大约有00人。那里的条件相当好，有专业医护人员对患病的老知青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他们最小的都有50多岁，可只记得自己下乡时的年纪，他们会对来访者说：“我18了。他0。”他们心态很年轻，因此也很快乐。他们有的是已经返城了，可又被家属送了回来，因为病都是在北大荒得的，还是你们负责到底吧。只要是北大荒的老知青，只要是得了精神病了，他们都来者不拒，连他们得病的子女都收养了。安养中心努力要让患病的老知青回归正常社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曾带着恢复效果好的10名老知青前去参观，他们受到上海人民热情的接待。穿着整齐的老知青像孩子们一样高兴，如不特别注意，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可惜，我们的小凡没有这么幸运。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到这安养中心视察的新闻，她和那些住院休养的老知青谈笑风生，她高度赞扬了北大荒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好，小凡最后几年一点也没受罪。”
老胡说着，叹了一口气。
41.荒原深处有个“乌托邦”
“乌托邦”这个词，如果翻译过来，是“最美好的地方”或“不可能有的地方”。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英国人托马斯^摩尔写了一本书《乌托邦》，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鼓吹要建立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世外桃源式的社会制度。摩尔和后来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极尽努力，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因此“乌托邦”和“桃花源”一样成为梦想的美好地方的代名词。
然而，我却在北大荒的荒原深处，真看到一处“乌托邦”，那里生产发展、生态平衡、人人平等、个个幸福。
8月，正是北大荒的最好季节，我到建三江农垦分局采访老知青，王道明书记领着我从西向东穿过三江平原的腹地，路过一个个绿翡翠似的农场，一直向东进发。开始是水泥路面，后来是沙石路面，过了859农场场部，就是越来越难走的乡间土路了。过了别拉洪河后，一片茂密的树林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走进树林，恍如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挺拔的杨树簇拥着一个村落，树墙和鲜花掩映着一栋栋房舍，房前铺展着数千平方米的晒场，晒场由金属和玻璃组成宽敞的篷盖遮罩。再向前看，那巨大的场地上摆放着一大排世界最先进的农用机械，最显赫的是那台有层楼高的意大利纽荷兰公司生产的菲亚特牌的大马力拖拉机。
我们的造访让宁静的庄园一阵狗**鸣。
身材高壮、满脸古铜色的庄园主葛柏林和他的夫人林莉跑出来，一边喝退狂吠的那几条黄狗，一边和我们打招呼。
在老葛家，主人向我介绍了这个家庭农场的传奇创业史。他们家和员工宿舍同在一栋房，里面的陈设和城里我们常见大开间的住宅没什么区别，客厅、卧室、餐厅、卫生间，一应倶全，装饰得很讲究。这里是老葛的“行宫”，场部还有楼房，儿子一家常住，他们老两口已习惯了这田园里的生活。“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
葛柏林的父亲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部队干部，他追随父亲从浙江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大荒，因父亲当时在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工作，他就在那个城市读书。1968年6月18日，高中毕业而无法继续升学的他下乡来到了859农场〔后来的团在连队，柏林和北京10中的1968届高中生林莉相识并相爱。林莉说爱上老葛的原因是，他朴实能干，总能冒出新思想，还特别有激情。我想柏林的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为人仗义，也是打动这个美丽的北京姑娘芳心的原因吧。
问起已经从连队农工、统计员、排长、连长、指导员当到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葛柏林，为什么去办家庭农场？他说到了美国电影《荒原小屋》和苏联的小说《金星英雄》对他的影响。一个家族从美国西部荒原上的一个草屋起家，开发荒凉的草原，建设家庭农场的故事让他心潮难平。而那个苏联退役的一级战斗英雄，把落后的集体农庄变成富足的家园的事迹，他总是念念不忘。他记得小说中的描写：在庆丰收的宴会上，长长的木桌上摆着大筐，那里面装着香气扑鼻的面包和金黄色的烤鹅，桌上还摆着一瓶瓶自己生产的蜂蜜和大杯的葡萄酒……
在一次佳木斯青年的中秋节聚餐时，葛柏林又想起了苏联集体农庄的那个丰收宴会，他对大家说：“我真想自己拥有一片土地，自己耕耘，自己收获！”同学们都说：“你这是梦想！土地是国家的，怎么能让你自己耕种，怎么能让你自己收获！”
也许因为柏林从小在农村长大，也许是因为他是开发北大荒的老战士的后代，他太热爱土地，太热爱黑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了。他梦想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建设自己梦想的美丽富足的家园。那时，他和农场的许多职工一样，日子过得很苦。穷则思变。
没想到，他的梦想真的可以成真了。1984年8月，来北大荒视察的胡耀邦同志，X#建三江农垦分局的干部说：你们也可以搞家庭农场嘛！那时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创造的联产承包的经营形式已经给中国广大农村带来一片生机，长期经营形式单一的国营农场还陷于长期亏损的困难中。总书记这石破天惊的号召，让早就对农场生产经营形式的弊病有切肤之痛的葛柏林“揭竿而起”了，他毅然辞掉分场长和书记的职务，要办家庭农场。
当时老葛的行动在859农场引起很大反响。1985年那个难忘的春天，葛柏林在离场部50多公里的荒原上包了一片地，领着几个工人，挖沟排水，开荒种地。当时他借居在7连，在大食堂搭伙。那一年就开荒近400亩，种上了小麦大豆。在丰收在望的时候，上级来到连队查账，有人怀疑葛柏林侵占了连队的利益，结果一算，连队还欠葛柏林1万多元钱。
葛柏林回忆说，那时大多数农场职工认为办家庭农场就是走邪路，我们像后娘养的，处处受气。葛柏林怕人说他占公家的便宜，一气之下，扔下已开好的地，又跑到0多公里外、别拉洪河畔的一片当年开荒的废弃地，干了起来。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棵树都没有的荒原上，葛柏林满怀信心地安营扎寨了。已经在农场当工会副主席的林莉也辞去职务，跟着老葛干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