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宏图大哥说心里话：我也追求金钱的数量，钱多的时候也很快乐。可是我最主要追求的是理想，是自己在头脑中憧憬中、幻想中、构思中、构思完成中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欢乐。还有你一旦把它创作出来，它也让别人深深地感动。那是一个思想，一个属于自己的感动。它融在作品里，让人们永远去体会那种美。
我希望是这样的：我离开这个世界，而我的作品还在这个世界中长期地生存着，它仍在让人们感受到深刻而高尚美而感动。
向宏图大哥深深地鞠躬。
胡泓上
50^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列车启动的那一刻，卷起站台上的一阵声浪，有锣鼓声，有欢呼声，也有哭声。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向妈妈、向弟弟妹妹、向同学们，还有她，告别。火车几乎是推开人群走出车站的，先是慢吞吞的，以后便呼晡着奔跑了。
她跟着启动的火车跑着，穿过站台上的人流，一^步一^步，先是慢跑，后来就是狂奔了。火车消逝在远方，她停了下来，在站台上，在人群淡去的站台上，默默地流泪^她是我的同学，本来也是我的同行者。在1968年的那个不平凡的5月，她和我一起报名到黑河的哈青农场下乡。那时，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还没有形成人人必走的运动。在“文革”中失去升学机会的我们高三学生，已开始复课。但是乱象纷呈的学校还是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作为当时哈尔滨一中的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我串联了几个同学，贴出一张“上山下乡闹革命”的大字报，响应者当然有也是学生党员的她。尽管在“文革”中，我们已历经磨难，但激情之火并没熄灭。在迁办户口的那一天，她重病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学校的军宣队怕出人命，取消了她下乡的资格。
后来，回忆起当年火车站台上的那一幕，我对她说，你在追赶我，追赶爱情吧？因为离开哈尔滨的前一天晚上，她到我家为我送行，送给我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她穿着军装的照片，那上面写着一句诗：
当年她真像个明星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她说，我在追赶革命。看着你们走了，我觉得自己被时代车轮甩在后面了，我一定要追上去！
是的，我知道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品兼优的学生。她特别爱读书，向往革命，追求自由，是她在书中的革命青年身上学到的理想。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我是那一年的1月入党的，同时入党的还有现任的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滕昭祥、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朱盛文等。她是月份入党的。在报考大学志愿时，医学世家的她报考北京医大，学校领导找她谈话，为了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希望更多优秀的学生能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她马上服从了组织的意见，开始了女外交官的梦想。
然而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把我们的所有梦想都冲灭了，“学生党员”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被所有“革命组织”拒之门外。她和个要好的女同学要到外地串联，被红卫兵追到火车站。“你们不是红五类，不能串联！”她们据理力争：“我们也不是黑五类，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革命！”她们终于登上了火车。沿着书中的线索，她们在北京寻找《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地下斗争的足迹，在重庆寻找江姐和许云峰与徐鹏飞、甫志高斗智斗勇的场景。她们曾深夜爬上歌乐山，在渣滓洞惊叹那从洞顶滴落的水滴是棕红色的，如烈士的鲜血还在流淌……
革命激情燃烧后就消沉和逍遥，是那个时候青年们的思想规律，可她没有消沉却更清醒，她恨自己因晚生失去了像林道静一样“革命加爱情”式的浪漫，也失去了像江姐一样视死如归的壮丽。在被拒绝革命的压抑中，她读普希金，她“忍受期待的煎熬，翘望那神圣的自由时代”，她也在呼唤“趁我们还在热烈地追求自由，趁我们的心还在为正义跳动，我的朋友，快向我们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激情”！
她是把上山下乡当作一次投身革命的壮举，也把它当作走出黑暗追求自由爱情的一次机会。当她在等待中，读到我在北大荒写给她的诗，那诗写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树皮上，她躲在校园的大树后哭泣。
勇敢和坚定可以冲破所有羁绊，她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悄悄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同行的还有一个非要去保卫边疆的狂热小姑娘。看着这两个细皮嫩肉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同车的人问，你们去哪玩呀？她们坚定地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
小兴安岭迎接她们的是凜冽的风雪，从黑河到我们下乡的哈青农场要走80里山路，她俩轮流坐在那辆破嘎斯车的驾驶楼里，另一人就只能挤在敞篷的车厢上。车行途中，要几次下来跑一跑，否则就会冻死在车上。当汽车走在黑龙江的冰道时，她们看到了对岸的军事哨所，又紧张又兴奋！傍晚，嘎斯车到了营部，许多人围上来看，来自哈尔滨的“白雪公主”，而她们已冻得说不出话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那个时候知青刚刚下乡，爱情都是隐蔽的。
她被分配到了后勤连，当上了炊事班长。比她先来的老同学朱盛文当木工班长。本来要让她到营部搞清查，后来从档案中看到她的祖父当过东北军的医生，便作罢了。那时我先在清查组，后来也因为父亲被定为“走资派错误”，而被清理到报道组了。她从家里带来针灸用的银针和一些医学书，她看到山里长着丰富的中草药，曾给营里领导写信，建议就地取材建立药厂，当时刚成立的营卫生所也缺人，可能因为她家庭的“政治问题”，她没被“重用”，但并没影响她成为知青们业余的卫生员。
在家时连面条都没下过，要给100多人做饭，对她是很难的事儿，当时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现在想起的，都是些有趣的故事。
那时她特怕冷，经常咳嗽不止，因找不到对症的药，怕影响战友们休息，只能整夜坐着吃冻梨，以冻止咳。同志们把她安排在最热的炕头，又多烧了些袢子。那天上夜班的她在宿舍睡觉。中间有的战友回宿舍喝水，看见她的炕下的被褥在冒烟，她还在呼呼大睡，大家叫她不醒，以为她熏昏，把她抬遥望远方不知前途在何处到炕的另一头，她还在睡。炕上垫的板子和她的厚褥子全烧着了，再晚一会儿，火蹿上来，她真的要葬身火海，变成火凤凰了。后来知道，那是因为她水土不服，总爱睡觉，就是烈火烧身她也醒不了。
中午开饭了，窗口外排满等着吃饭的战友，满锅的菜汤就要开了，汤里漂着海带丝，连点油星都没有。为了调味，她抓了一把味精撒到锅里，突然锅里泡沫翻滚！有人喊：“放错了，那是苏打粉！”她又急又气，蹲在地上哭起来。这时窗口外有人喊：“别哭了！快倒醋，酸碱中和！”她马上又把一瓶醋倒到锅里。知青们很给这个笨蛋炊事班长面子，那天中午把一锅汤都喝了，边喝边说味道不错！
炊事班最累的活是挑水，她当仁不让地天天上井台。那时她瘦弱得像迎风摇摆的白桦，挑起水就像个虾米了，晃晃悠悠地挑到食堂就剩半桶了。最危险的是，寒冬腊月，井台已冻成冰山。那天，她手脚并用地爬上井台，吃力地摇着冻满冰凌的辘轳，慢慢地把挂满冰的柳灌斗放下去，感觉装满水后，再双手费力地摇上来，辘轳吱吱呀呀地叫着，那沉重的柳灌已到了井沿，她腾出一只手去提，可另一只手的力量已把不住辘轳了。这时，突然脱手的柳灌斗又哗的一声掉进井里，辘轳在井绳的拉动下飞旋起来，重重地向她砸来。她向后一闪，正好砸在她的小腿上，她痛苦地应声倒下，和辘轳一起滚落到井台下。这时正好有人路过井台，他喊来战友把她抬到屋里，用剪刀剪开棉裤一看，腿上已砸出一个青紫的大包，还好并没骨折。她已是满眼泪水，还装出谈笑凯歌还的样子。
多少年了，那伤痕还在，腿上留下一个坑。现在说起这件事儿，她很自豪：“我也是渡过江，摸过枪，身上还有伤的老战士！”我说，你就偷着乐吧，你如果当时不撒手，就跟着柳灌斗落井了，那白桦林里又多了一个坟茔！这样的事，在兵团没少发生。
只是劳动的艰辛也还能忍受，刚到哈青的知青们又被卷进了政治运动。那时黑河正搞深挖“苏特”运动，知青们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又开展农村斗争，在这个清一色的知青农场中，我们也挖出“重大线索”。正在鸡飞狗跳之时，军宣队进驻，又把知青打成“二月逆流”，朱盛文被大会批判，几乎被逼得跳井，我也被“靠边站”。并没受到触动的她却为我们鸣不平，她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说：“朱盛文被大会批判了，老贾也快不行了……我们到边疆是参加革命的，怎么成了革命对象！”她请一个到黑河办事的同志投进邮筒，可是这个同志拆开偷看了，还交给了“首长”。“首长”让她大会检讨，当个划清界限的典型，她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没什么可检讨的。那时，她很崇敬为自由而战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特别敬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经历苦难的贵族妇女。她崇拜她们的忠贞不屈。她曾抄一首普希金的诗给我：
爱情和友谊将会冲破幽暗的牢门来到你身旁就像我这自由的歌声会飞进你们苦役犯的牢房这首诗就是普希金托“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带到西伯利亚的。
后来，她因“立场不坚定”理所当然地被撤销班长职务，到猪号喂猪了。她上任愉快，干得很有兴趣。从此猪号成了知青显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场所，全连的男女知青们一有空儿，就来帮她挑猪食起猪圈。那时她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段子”。那天，她精心照顾的母猪就要产崽了，她手足无措，向营部兽医所边跑边喊：“孙兽医快来呀！我们连的猪要生小孩儿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