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这样证明了他及书中所写的那些老知青的历史身份，以及他们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秘密与激情。
008年1月8日于北京我为知青作证贾宏图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008年1月14曰）
今天，这个普通的冬日，我站在上海图书馆这个高尚的讲台上，感到很荣幸。不仅因为在这里讲演的有许多世界和中国的顶级的文化精英，更因为我是代1700万知青走上这个讲台的。我们是就要被历史遗忘的一代人，我们的身上留着光荣的印迹，也刻下苦难的伤痕。如果通过我的讲演，你能回望一下我们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能对我们的前世和今生给予真切的关注，能对中国知青运动这个跨世纪的话题有所探讨，我们就很满足了。
(一）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是古希腊哲人提出的问题。古希腊人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弄清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着这个问题一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在关注自己的命运。我也常对自己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个体的人，好像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好像这几个问题也并不简单。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的命运。
我是谁？
我们是谁？
我是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我们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我们是和祖国共命运的。我们的经历大体上是个段落：“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改革开放后的0年。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10年，那时我们的世界观正在成熟，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走出家庭和学校的。这10年，我们干什么了？当然除了在学校参加“文革”，最主要的经历就是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称。无论你下乡了几年，在什么地方下乡，无论返城之后你做了什么工作，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记”。无论你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这个身份符号永远跟随着你。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长大成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明显的特征。因此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曾被人高看，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领导层的知青很多，从黑龙江省看，进入地厅级的知青大概超过百人，副省级的也近10人。从中央看，现在政治局委员中也有好几位知青；也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也被人轻薄，在企业改革中，首先下岗的是年纪大文化不高的老知青，现在多数老知青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留在农村的极少数老知青，都和当地农民结婚，生活十分困难。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声势浩大的移**动。美国的西部开发和苏联建设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潮，但参加的人数和规模都没法和中国的知青运动相比，而且他们的移民主要是生产开发性的，而中国的这次大移民更主要的是特殊时期的政治行动，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这更增加了悲剧色彩。现代人无法想象，近两千万尚未成年的孩子，怎样背井离乡，在极其遥远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如何能站住脚，如何能生存下去。我时常想，在天地苍茫之间，知青战友们坐着爬犁，在风雪呼啸中，挺进无边荒原的豪迈和悲壮的一幕。那就是我们那一代苦难而壮丽的青春写照！
如果说毛主席199年5月4日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青年投身革命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定了中国青年革命的方向的话，那个时代的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抗日战争，救国救民。那一代的革命知青成了新中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国家也安排过毕业的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如1955年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动员一批知识青年组织青年垦荒队到北大荒建设集体农庄〔如建设“北京庄”的杨华、建设“哈尔滨庄”的孟吉昌等〉，那是团中央学习苏联建设共青城而进行的一次试验，主要是想扩大耕地面积，解决粮食问题；1957年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也安排过城市毕业的学生参加新农村建设；1961年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为代表的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被毛主席肯定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文革”前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正上高中的我们也蠢蠢欲动，中央为了保证高考的招生质量，后来又对中学生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防止大批优秀学生不升学都下乡的#[向。
中国的知青运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文革”中的1968年夏天，因废除了高考制度，学生没有升学希望，官方又不需要几千万的中学生在城市再闹下去，上山下乡是转移革命力量（动荡的力量〉最及时的办法，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结束“文革”。高潮是1月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开始是学校的动员，后来就是社会的动员一强大的舆论和政策的压力，你不想走也不行了。从1968年始，到1974年终，据统计有1700多万大中小城市〔其中上海知青111万，到黑龙江省的上海知青16.5万）的届初中毕业生和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回乡的中学生）到农村插队，到农场、林场和建设兵团当工人或兵团战士（屯垦戍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人口最多的大迁徙，上山下乡的城市中学生加上回乡的中学生，总数达000万，涉及的人有数亿人，他们是知青的家长和亲朋好友。
动员人数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到地域最边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其目的是什么？有许多政治上的说法，如让青年接受再教育，有利于世界观改造、培养革命接班人，如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等；其实最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中学毕业生无业可就，又无学可上，只好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移民，解决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国家的巨大困难被转嫁给农村和农民，转嫁给了城市毕业未分配的学生身上了，当然国家也耗费了巨额资金。劳民伤财的这场运动，历经10年，随着知青的1977年一1979年的大返城，草草地收场了。
事实就是这样，在上山下乡这个“国家行为”中，我们近000万知青牺牲了学业，牺牲了青春，承担了国家的困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最后结束“文革”，到1978年1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家命运的转折。我们这些人上山下乡的意义，就如同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连长带领的队伍，为保证大部队的转移，坚守在阵地上，部队转移后，由于通讯出了问题，结果只有谷子地活下来，其他的几十人都牺牲了。如果不是后来邓小平吹响了“集结号”，我们就不可能返城而最终都像那些战士一样牺牲在阵地上一我们就会像当年的北大荒的10万转业官兵一样，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其实我们的许多战友已经献终身了，还好，他们的子女有的按着政策返城了。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以设想，如不发生“文革”，没有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肯定比现在要好。对于知青运动，著名画家陈丹青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疼，时代的败笔；数千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了背后的代价；过去0年，社会已经草草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花朵、红色青年，直到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虽然丹青先生的结论有些残酷，但事实大约如此。他也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只是“千分之一”的估计太悲观了，也可能“略有所为”的标准定得太高了。
0年来有许多学者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化在《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中指出：“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了一场运动。”
张化认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一是加重了“文革”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万，中国少培养了大专生100多万、中专生00多万人。二是造成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文革”中安置知青，国家财政支出达100多个亿，知青返城安置又有巨大支出。三是给广大农村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困难，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严重负担。四是给知青的思想、文化、个人生活也带来许多不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