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起床后，我用心地修饰了自己一番。我觉得，自己容貌的状态越好，或者说越象个女孩子，我就对自己越有信心一点，好象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格认证一样。我的努力似乎已经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成效，虽然短发男装，可是在地铁车站上，擦肩而过的一个大男孩子看着我的脸，侧头向他的同伴“这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悄声耳语让我心中窃喜。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男女莫辨的混乱状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的混淆。
蓝天丽日之下绿荫环绕的一座白色的楼房，这就是我们千里奔波的目的地。望着它，我激动的心情，我想一定和一路历尽千辛万苦而宿愿终偿的朝圣者相去不远。我让姐姐等在楼下，然后我走进了那个散发着来苏水气味的门厅，一级一级地往上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连迈步上楼的动作都不利索起来。
三楼正对着楼梯口的，是一间镶着磨花玻璃的办公室，上面标有“成形科”的字样。站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里面的人走动起来，玻璃窗上才会映出疏淡游移的影像，模糊不清。我走上前去，使劲咽下唾沫，敲响了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探出头来。我问他X教授在吗？他告诉我X教授出去了，我一下楞住了，不知道如何反应，那扇门就颇有分寸地轻轻在面前掩上了。我呆立在那里，脑子一下子乱了，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伴随着轻轻的脚步声，一个年老的女大夫径直向这扇门走了过来。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会不会就是那个我还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X教授呢？可是她不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接着，这个女大夫忽然开口问我，你找X教授有什么事吗？我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她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想你一定想做变性手术，对吗？我先是一惊，然后就心里一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她又颇有礼貌地问我能不能先和她谈谈？她的态度是那么客气温和，我当然求之不得。她环视了一下四周，说，这样吧，我们下楼去谈。
我们一前一后地下了楼。在室外灿烂的阳光下，我生命的困惑在这个陌生的女性面前开始了今生头一步的求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她似乎对我关于病况和症状的描述并不太感兴趣。她只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关于此项手术所需的手续和步骤，然后就让我去找旁边他们分院的精神科F教授开具精神诊断证明。她说这是施行此类手术必备的第一道手续。
我衷心地向她道了谢。然后找到姐姐，又一起来到五十米开外的分院。挂上了号，我们在二楼精神科的走廊上坐下来等着叫号。这里的两排塑料座椅上坐满了等着看病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疾患，不过多数人看上去同常人无异，但有的人就显得不大对劲。尤其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至腰间的麻花辫的中年妇女，她在走廊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同时不停地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愤怒地声讨着某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她的身旁，一个从面貌到精神都显得疲惫而无奈的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慷慨激昂的妻子。这个女人的思维显然跟她的装束一样仍旧停留在某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空里，从她滔滔不绝的论辩内容听来，我推断她或许是一个“文革”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正想得出神，我旁边的姐姐忽然好象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好端端一个人何苦跑到这里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无言以对。
那个负责叫号的中年护士满脸横肉，一口居高临下的北京话，态度骄横无礼得同她身上那套洁白柔软的护士服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挂号看病的人都不得不咬牙皱眉地忍受着她的呵斥。半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咄咄逼人地喊到我的名字。在她冷漠地指引下，我推开一扇标有“精神科”字样的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诊室，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夫在桌子后面正襟而坐，想必就是F教授了。他个子瘦而高，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学者风度。他抬手示意我坐下，然后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等待我陈述病况。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F教授先开了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他的语气和态度有一种安抚人心的郑重和谦和，我开始觉得自己镇定下来。鼓起勇气，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做变性手术。他听了毫无异状，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往下说，同时拿起笔来刷刷地在面前的病历本上写起字来。
我从来没有当着一个陌生人叙述自己内心状况的经验，何况还是那么隐秘而不可示人的，我不知道怎样开头。F教授就耐心地引导我，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平常得就象一个普通感冒的诊治场面。而且他严肃的态度也渐渐使我觉得，我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患者讲述着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而是配合着一个精神病专科的医师进行着某一种严肃而有益的医学探讨。我慢慢地放松下来。
最后，F教授问我，你一定要做手术吗？我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生活得很痛苦。他问我怎么痛苦？我一下子顿住了，尽力思索了一番，可还是感到大脑空白一片。那些常常令我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的疯狂和痛苦都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在来京的列车上，我也象临考的小学生一样，在心里反复地演练又演练的。沉痛的倾诉，失控的情绪。痛不欲生，五内如焚。那些平时不招自来一呼即出的情绪好象统统从干涸的舌间蒸发了。我勉强地说下去，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我感到自己的叙述是那样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甚至显得有些拙劣。我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能够博取他人理解和支持的气氛，我简直恨自己。
后来，F教授合上了病历。在窗帘的阴影中，他的脸显得白皙而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无权干涉你的选择，但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劝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施行变性手术之后，你的工作、生活、处境和婚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况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必须对你交代清楚。在我们医院，目前对于施行变性手术的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其实并不是很理想和成熟的……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X教授成功施行多次手术的消息为什么会见报呢？教授静静地凝视着我，后来回忆起来，我觉得那一刻他的目光中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深邃。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你以为凡是用铅字印出来的东西都是实事求是和不容置疑的吗？
这真是一句睿智的话。后来，随着年事渐长，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发现，很多看似权威和确凿的结论，实际上既可能是无知和狂热的产物，也可能是在各种原因下利益权衡的结果。而如果仅仅凭借着一个貌似公允客观的论断就盲目地丢弃自我的判断力，那将是一种现代的迷信，是一件非常可悲和危险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我年少识浅，又被不顾一切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对于F教授的话，从理智上讲，也许已经对我有所触动。可是从感情上来说，我却掩耳盗铃地根本不愿去加以分辨。
F教授看我沉吟不语，他也停住了话头。他以手支颐沉思了片刻，好象在权衡着下面将要说出的话的分量。他看上去顾虑重重的，但终于还是下了决心。
年轻人，你听我一句话。社会很复杂，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事情都是利益驱动。虽然公平地讲，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克尽职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少部分医生也变得惟利是图起来，只顾成名得利，极度缺乏对社会的责任心。据我所知，自从你看的那篇报道刊登以后，全国很多患者慕名而来，可是手术后才发现效果和宣传的存在着一定差距，现在已经有一名患者正准备和X教授打官司。作为一名精神病专科的医师，我对你们这些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深表理解，可是我仍然希望你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毕竟人体上的部件不是随便取放的。
F教授的一席话让我心绪沉落。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从他端方严肃的神态中，我找不出一点挟私诬人的阴暗。而且即便是处在那么一种精神上极端偏激的状态中，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如果这的确是一种心理病症的话，那么我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没有人能够遏止我对“痊愈”的渴望，再高明的道理也无法说服我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只有而且惟有孤注一掷，因为我已别无选择！
最后，F教授似乎也看出他那番的确可以说恪尽医道的话对我并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他有些疲倦地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然后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来。他让我先去做个心理测试看看再说，这也是施行手术之前一道必不可少的。
我在F教授的指点下来到收费处，问清收费数目，正准备交钱。这时候姐姐追了上来，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大为紧张，一定要我带她去找F教授问个清楚。我没有办法，只好又和她一起来到刚刚离开的诊室里。
F教授正在为一个女病人诊治，我们的到来打搅了他，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了姐姐的询问。他有些无奈地指着我说，这个孩子不听我的话，一定要做手术，我只好先让他做个心理测试看看。姐姐一听就急了，说我们家属不同意！我也急了，因为此类手术施行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取得直系亲属的同意。如果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医院是不予考虑的。我赶快伸手去扯姐姐的衣服，可是她不理我，还在不停地说。一股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我一扭身冲出房间下楼到收费处就要开票。
姐姐又追了上来，她拽住我不让我去。我使劲扭动着身体想甩脱她，可是她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尽管被我甩得踉踉跄跄，可就是死死拽着我的衣服不撒手。
旁边已经有不少人驻足看起了热闹，我又羞又气，就对姐姐喊，我不去了，你放开我行不行！眼泪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姐姐一松手，我推开围成一圈的人，就拼命向外面跑去。
心里太气太恨了，那一刻冲动得简直恨不得冲到马路上往车上撞去才痛快。姐姐追上来拦住我，我又转身往里跑。从来没有那么气过恨过，也从来没有那么不顾死活地跑过。世界在我颠荡的视野里疯狂地跳动着，骤然失控的情绪使我危险得如同一列脱轨列车。
晕眩、恶心，上气不接下气，心脏象要蹦出体外，我终于瘫倒在医院的草坪上，哇哇干呕起来。紧接着，姐姐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我看她的脸色都不对劲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顾弯着腰拼命地喘着气。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不管是精神还是体力。我不停地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不光自己，别人的生活也被我搅得一团糟。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啊，我也不愿意这样，我也渴望幸福安定的生活，可为什么就不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扮演一个我既不喜欢又不胜任的角色呢？到底是谁，剥夺了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疼我爱我的至亲的亲人们，你们为什么就不理解我？
我觉得自己突然丧失了对自己肢体的控制力。它已经受制于一种凶猛而疯狂的力量，它一阵阵地想打人、撞头、摔东西，毁灭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那么多年积压的所有痛苦、愤懑和巨大的绝望和希冀在这个强力刺激下，突然惊天动地地爆发了！我拼命地掉着眼泪，恨不得把我的心哭出来才痛快解恨！
姐姐坐在我身后的长椅上，她脸色苍白地望着远处的天空。我可怜的多病的姐姐，她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责任。这担子太重，她担不起。她进退两难彷徨无主，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首都北京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声。阳光均匀地铺洒在草坪上，风一吹过来，那些金色的花草就在我朦胧的泪眼中好看地舞蹈起来。这一切，连同一种深刻的哀伤，和烈火般烧灼的渴望，深深深深地浸润到了我的心底。这是今生再也难以忘怀的风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