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吴长庆、丁汝昌率“威远”号军舰和“镇东”号、“日新”号运兵船以及“泰安”号弹药船抵达朝鲜马山浦时，不巧正赶上大海退潮。
吴长庆六营大军之所以舍仁川而选在马山浦登陆，原因是仁川海面停泊有英国和美国的军舰，日人在那里也有小股驻军，在没有彻底搞清朝鲜王宫目前状况前，以避免同他们发生意外冲突。
丁汝昌同吴长庆商议由他和袁世凯前去探寻登陆地点，而吴长庆则留在舰上坐阵。勘探引军路线本来就是袁世凯的份内活儿。丁汝昌、袁世凯连同丁汝昌的两个护兵几个人一起划着舢船前往登岸。可船划出不远就因大海退潮，舢船便搁浅了，几个人只好下船赤脚步行。
由于刚刚退过潮的海滩上，满是乱石、贝壳和杂藻，才走了一里多路，袁世凯的双脚便被乱石、贝壳硌破多处流了不少血。但他一声不吭，仍咬牙坚持跟在丁汝昌身后前行。
丁汝昌、袁世凯很快便选择好了士兵登陆地点，就在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丁汝昌这才发现袁世凯的脚受伤流血了。他连忙叫护兵为袁世凯包扎，不料袁世凯将手一摆，说不用了，这点小伤不碍事的，咱们还是赶快回禀吴帅，叫士兵立即登陆，兵贵神速啊。
丁汝昌赞许地点点头说：年轻人，难为你了。
对于以上这些，《容庵弟子记》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七月（光绪八年）偕水师统领丁汝昌率各船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汤杉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刚开始时，丁汝昌对袁世凯并不感冒，认为袁世凯出生在富贵家族，不好好读书，却靠着关系混这等小差事，将来难有大出息。可通过这一短暂接触，丁汝昌很是感慨：富家子弟，亦非皆纨绔。看着眼前这个年青人那样充满朝气，不畏不怯，丁汝昌打心眼里开始对这位年青人逐渐好感起来。
丁汝昌、袁世凯几人驾舢船很快迫回到“威远”号军舰上，由袁世凯向吴长庆报告了具体登陆地点。吴长庆下令“庆字营”所有官兵立刻登陆。
命令刚发出去，一营营官黄仕林来见吴长庆，请示吴长庆士兵可否暂缓登陆。吴长庆问他：为什么？黄世林说：绕领大人，咱们的士兵不比北洋水兵，他们常年海上练，海上吃，海上住，早已习惯了。而咱们士兵个个都是旱鸭子，一路海上航行颠簸，因为晕船这会儿个个都吐得七晕八素，这会儿叫下船登陆恐怕不行。
吴长庆一听就火了，骂道：你缺心眼啊！日人的舰船很快就到，你想等他们来了大家一块登陆？军情紧急，我们必须赶在日人前面，抢先进入王宫，控制着局面。
黄仕林见吴长庆一脸怒气，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忙问：统领大人，以您的意思？
吴长庆哼了一声，转过身来问袁世凯：袁帮办的意思呢？
袁世凯高声说道：战端在即，大丈夫死尔尚且不惧，何畏晕船！
吴长庆面露喜色，说了声好样的！当即命令袁世凯代理统领一营，实施登陆。下达命令完毕，吴长庆仍不忘回头狠盯了黄仕林一眼。
袁世凯临危受命，立刻赶到一营，迅速布置登陆。只用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时间“庆字营”很快就完成了登陆。部队稍作调整和战前动员后，紧接直扑汉城。
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东瀛小岛上，仿佛炸了锅似的，也在忙乱一片。
“道拉吉”真他妈的野蛮厉害呀！一口气逃回日人长崎的花房义质惊魂未定，从牙缝里恶狠狠地咬出这么一句话。“花鬼子”暗自庆幸，这次亏了自己长得机灵腿长，好歹总算从朝鲜把命拣了回来。“花鬼子”咬牙切齿决定要报复“道拉吉”们。
“花鬼子”立刻发电报给东京的外务大臣，把自己在朝鲜如何如何地遭受不公正待遇，怎样怎样地被“道拉吉”们一把火点了公使馆。最后自己又是多么危险地被人家端枪指着屁股一路狂奔逃命的等等，一番添油加醋苦诉，强烈要求日人政府为了“大日本”的在朝利益，不能跟“道拉吉”们再这么客气下去了。政府理应立即出兵朝鲜，挽回面子。不然，我就再也没脸在朝鲜外交界混下去了。
经“花鬼子”这么一白话，日本外务大臣代理吉田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了得，看把咱小“花”给蹂躏得都没个人形了。他认为：良机不容错过。
第二天，天皇亲自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对朝鲜来它个双管齐下：先是“秀下肌肉”进行武力恫嚇；次之谈判问责再从桌上捞上点儿油水。最后真的实在不行了，咱就拳头上见真章。带兵的总指挥仍由井上良馨担任，“花鬼子”为全权代表。
就在鬼子准备上刺刀的时候，日人外务省突然接到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函电，称要召见日外务大臣代理吉田。召见中黎庶昌告知吉田；本国政府发来训令，还是请贵国稍安勿躁的好，关于朝鲜这回“杀人放火”，我大清自会出兵靖乱。有什么事大清自会秉公裁决。
对于清政府的照会，日人一边表面上采取默然处之的态度麻痹大清，一边背着身地调兵遣将出兵朝鲜。日人可不傻，他们知道，如果清军干预日人出兵，两国军队就有擦枪走火之可能。惟有抢在清军进入朝鲜之前出兵，才能提前控制朝鲜。到时候大清也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
“花鬼子”率了00名士兵乘舰船，从日本下关点火起航，一路浩浩荡荡向朝鲜进发。
而作为前敌先锋官，袁世凯率领“庆字营”一营官兵一路未阻，这时己很快来到汉城城南郊外。不久吴长庆也率领大队人马随后赶到。本来嘛，清军是宗主国的部队，师出有名。再加上有金允植做向导，自然就加大了行军速度。
而先前日本人以保护公使馆名义驻扎在汉城南门郊区的00名日军，看到大清军队乌压压地开来，生怕被这伙清军给悄悄灭掉，一声不响地全部向仁川撤退。一枪不放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叫袁世凯那个爽啊！000名官兵，相当于现在近个团兵力，好威凛哎。
吴长庆让所有官兵一面稍事调整，一面派人进城探明情况。大约两袋烟的功夫，探子回报说：“乱军一听说清国大军压境，大部分窝在据点里大气不敢喘，丝毫没有抵抗的意思，另有一小部分全缩回王宫里去了。
这就省事了！吴长庆命令张謇、袁世凯迅速调整和重新布置军队驻防。张謇和袁世凯很快拟出兵力驻防：主力部队驻扎下都监，吴兆有部驻防东别营，黄仕林部布置在南大门，也就是撤退仁川那股日军的驻地，趁窝了，张光前部驻军在小营，方正祥部为了方便与马山浦丁汝昌舰队保持联系，部队就驻扎在水原。而吴长庆大营帅帐，就设在东大门外的东庙内。如此，清军在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四周很快完成了周密布置。部队布置调动驻扎完毕，张謇、袁世凯领着吴长庆到各驻视察一番。吴长庆十分喜悦地道：你二人做的好，将帅才资亦不过如此。张謇说道：大帅过奖。一切皆出**廷这个“万人敌”。袁世凯慌忙谦恭地说：效力督帅，世凯当谒力为之。吴长庆满意地对袁世凯点点头，说道：运帱于胸，随机应变，无愧将门之后。
而此时的“花鬼子”也正带领刚卸下船的00多名日军，风急火燎向汉城赶来。在快要接近汉城的时候，正碰上那伙撤退日军。“花鬼子”指起领头小子凶狠地骂道：老子死命地往汉城赶，你，你们却他妈的伸长个脑袋往后跑，什么意思啊！
领头小子说：没被清军“包饺子”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有上万人啊！很明显，领头小子在撒谎。
“花鬼子”听了，差点背过气去。等他稍一缓醒过来，神情惨然地挣扎着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这下手已经够快了，难不成清军比我们出手还利索，这不是他们以往的风格呀！
领头小子点点头道：事实是这样的。
“花鬼子”顾不上与领头小子再计较什么。他紧急抽调50名精货，组成一支追风队打前锋，剩下150名士兵紧随跟进。
当“花鬼子”玩命似地一路狂奔到汉城，满眼里看到的尽量清军营盘，青龙旗当空飘猎。“花鬼子”心一下子凉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清军进驻速度竟如此之快。看着身后这50多名正在哈腰喘息的精货，心中无比悲愤。
日本人在国内早就拟好了的“两管齐下”方略，这下全泡汤了。
现在看来，大清进军神速，且数倍于我，这炫武嘛，我看就免了。没了炫武做特效。想要从谈判桌上捞些什么，那是不可能的。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便宜，除非和清军决一死战，但那也是不可能的，400(原已有00)比“10000”，无疑于以身饲虎。清军已完全控制汉城要塞，即使再请本国派兵那也是迟来的爱。
清军之所以能够迅速进驻汉城，全仗着袁世凯统领一营清军进兵神速，为大清国军队取得了先机，全面抑制着大局，使日军无所作为，趁机控制朝鲜的阴谋破灭。作为前敌营务处总帮办兼一营统领的袁世凯，其卓越的军事干才很快得以彰显。
从此，日本人在朝鲜开始了痛不欲生的十二年受难期……
面对残酷现实，“花鬼子”还是很识时务的。“花鬼子”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只身闯宫，向朝鲜王室问责，替那些死去的“冤鬼们”讨个公道。
于是“花鬼子”满含悲愤，去见大院老头。
“花鬼子”带领两个助手及卫兵，先是在景德宫重喜堂礼节性地拜谒了国王。接着便是去到延贤阁，单独会见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花鬼子”很悚这老头儿。他认为大院老头实在邪乎，动不动就跟人亮刀。可这悚归悚，为了天皇小哥，“花鬼子”还是提着胆子硬着头皮顶上。他这样做除了“诘责”之外，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恶毒祸心，那就是设着法的想绕过大清这个宗主国，以一个朝鲜与日人之间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而否认大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花鬼子”开门见山地向大院老头亮明本国处理此次兵变的“大义”方针。然后将一份处理方案捧到大院老头面前，方案上清楚写着这么几项内容：1.对在此次兵变中冤死的日人每人赔偿5万元；.将杀害日人，焚毁公使馆的罪犯统统捕获，量刑治罪；.准许日人在朝鲜驻守备部队两个中队计400人，保护公使馆安全；4.对日本开放元山，釜山和仁川港口等等。
“花鬼子”后腿刚抬出延贤阁门槛，大院老头便和领议政洪淳穆等一班大臣对着“方案”开始琢磨起来。老头越琢磨心里越来气，“啪”地一掌击在方案上，对众大臣说道：赔偿，没钱；驻军，没门；想惩治罪犯，我就是！
众大臣吓得目瞪口呆，张大着嘴巴。
老头满脸怒气地大声喝道，对于日本人的要求，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众大臣忙附和说：国太公英明，我们完全拥护。
大院老头依然怒气未消地对差备官玄昔运说：将这份狗屁方案给花房义质退回。命令所有军队做好战斗准备，日人再要他妈的横着来，老子就开打！
“花鬼子”做梦也没想到，“方案”这么快被那位野蛮老头给退了回来。“花鬼子”提着“方案”的手颤抖个不停。心想，这回事情恐怕要搞砸。他先是在仁川登陆中贻误了战机，结果被清军抢先控制了大局；手中几百人不足以为本钱，谈判桌上失利是必然的。“花鬼子”越想越难过，真想抱头大哭一场。
万般地无奈，逼得“花鬼子”耍起不要脸了。“花鬼子”决定再博上一局。他要找马建忠去。
壬午兵变刚过去那会儿，清政府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曾让马建忠、丁汝昌配合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出面调停。朝鲜出任谈判代表都选定好了，以李裕元为全权代表，金弘集为副全权代表。李裕元是小李国王的叔叔，闵妃近臣，在中日两国之间属于中间人物。金弘集则是个开化人物，较倾向日人。这说明大院老头亦并非全然一味强硬，毫不讲理，平等相待的情况下，老头还是可以接受。毕竟程朱门生嘛。可老头就看不惯日人那种明明是孙子，却偏抢坐爷爷的大板凳的作风。日人“花鬼子”生硬着强X他人意志，惹得老头也陡地翘翘起，奋力反击。双方你来我往，各不想让，一时僵持不下。马建忠两次约谈“花鬼子”，均遭“花鬼子”拒绝，说日人有能力搞定此事，大清就不必插手了！搞得马建忠很是失落。如今见“花鬼子”主动登门求见，全不见以往那种嚣张劲儿，就知道这小子最近肯定吃了不少闷棍！
“花鬼子”说：前次多蒙阁下关照，是我太过无礼，还望阁下涵量。
马建忠见“花鬼子”会说人话了，也就不再去和他计较以往所发生不愉快。马建忠毕竟受过“洋洗礼”，出使过多国，是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家。他不等“花鬼子”再多啰嗦，便一下子挑明了对方来意。
马建忠说：目前朝鲜局势相当复杂，贵公使若想尽快处理问题，我大清的仲裁还是必须的。
“花鬼子”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敞使原以为这是我们日人和朝鲜两国之间的事，只要朝鲜给个面子，事儿挺好解决，所以不想有第三国插足。可没曾想，眼下这事儿搞棘手了。还望阁下予以谅解和支持。
马建忠神情严肃地说：我大清不是第三国，而是朝鲜的宗主国，这一点请贵公使先搞搞清楚。大清进行仲裁是行使宗主权，不是你所说的第三者插足，这一点也请贵公使搞搞清楚。
“花鬼子”知道自己一时着急，说了不该说的话。见对方陡起一脸愠色，真狠不得抽自己嘴巴。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还谈什么第三者插足呢！咳，插就插吧，不让人插怕是不行哩。
“花鬼子”连连哈依，说：阁下教训得极是。但只要阁下愿意从中斡旋，我们愿和朝鲜坐到同一谈判桌上。
马建忠说：既然贵公使有此诚意，我大清自会说服朝鲜，使你们两家早日坐下商谈……
“大哥”做事太荒谬，且人不利已哪！
当天下午，马建忠来到云岘宫，当面向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通报了与“花鬼子”会谈结果。
大院老头一上来态度就相当强硬，先是细数当年本人是如何地“过五关斩六将”，打退“两次洋扰”中的法国人，美国人。接着就说，难道这日人还强盛过法国人和美国人不成？
马建忠说：单就目前双方实力上讲，朝鲜还不足与日人相抵。这点我想大院君心里也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建议大院君还是能够跟日人坐下来一起谈谈。
大院老头愤愤说道：日人所列条件太过苛刻，简直逼人太甚。徒谈何益。
马建忠见老头又臭又硬，便问：以大院君的意思下面该是怎么呢？
“断交，驱逐日人！”
“日人会籍此为借口诸武力解决！”
“有大清在，我等何惧！”
“大清国目前尚无与日人构兵朝鲜之意！如果大院君直是一意孤行，惟恐后果不堪！”
“怎么？你们！……”马建忠的话，直令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心如锥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二目如炬，直逼马建忠。马建忠顿然惶恐，似有心虚地躲闪着……
关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其人，前面已有过简略介绍。但那只是对他一个小小的侧影素描。那么一个真实全面而又血肉鲜活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以下笔者将就李昰应其人其事用一重要篇幅作一一详解：
为了确保对人物故事形象能够叙述系统，完整塑造，难免与以前内容有复句之处，故此说明。
李昰应，字时伯，号石坡，东海居士。
180年，（嘉庆二十五年）1月1日，李昰应出生于朝鲜汉城。父亲是南延君李球，母亲是骊兴闵氏。李昰应出生时李姓王室已经衰微，受到外戚安东金氏压制，虽贵为王族却生活十分清苦，李昰应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并师承金正喜学习经史，汉学功底颇为深厚，为后来从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184年，岁的李昰应被封为兴宣君，在王室机构做过小官。由于长期受着安东金氏昏暗势力的压制，李昰应虽然学识渊博，为人豪壮，但却一直郁郁不得志。从那时起，李昰应开始逐渐萌生了打倒外戚权臣，恢复王室权威的心念，并能有朝一日执掌国政，中兴王室。但在当时只要稍有威望和才能的王室宗亲，都将被安东金氏集团或流放或处死。因此李昰应不惜自毁形象，与破落户子弟“天下长安”（朝语谐音）的千喜然，河靖一，张淳奎，安弼周厮混一起，由于成天衣衫烂褛、酒气熏天，且常常出入花街柳巷，赌场讨要小赏。李昰应的言行举止，生活作风很为世人所不齿，并送了他一个侮辱性的绰号“宫道令”。李昰应的韬光养晦，假痴疯颠，给安东金氏集团造成很大错觉，认为李昰应虽然学识不菲，却如此放浪街头，任人嘲弄，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饱腹墨水的“放荡君”。但是，李昰应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胸中抱负，蛰伏待机！
186年（同治二年）十二月，朝鲜哲宗国王病逝，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来到了。因为哲宗没有子嗣。聪明的李昰应早对宗法制度参悟了个精透，哲宗既然没有子嗣，那么继承王位的人就只能从王室旁支寻找敲定。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极力曲意迎逢和巴结安东金氏的金炳学，金炳翼与丰壤赵氏的赵宁夏等外戚权贵。有效地进行先前铺垫！
李昰应虽为朝鲜英祖后代，毕竟“题”跑得有点远。可笑的是由于安东金氏将王族连流放带杀戮，已经搞得差不多断苗了，李昰应倒成了王室宗脉最亲近者。经过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两大外戚集团的妥协和默认，翼宗（纯宗之子）之妃赵氏（神贞王后）最终做出决定：将李昰应次子收为养子（李昰应父亲南延君李球就是被过继给英主之子庄献世子为养子），改名李熙，并继承王位。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之前李昰应通过赵宁夏已经和赵太妃结成利益联盟，垂帘听政的赵太妃还授于李昰应摄政之权，替儿子小李国王打理朝政。
1866年（同治五年），赵太妃结束了年的垂帘听政，李昰应名正言顺地成了朝鲜最大权力的拥有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终于可以大力施展才能，实现他胸中宏伟的抱负了！
为了巩固权力地位，李昰应先是笼络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和贵族，广泛任用南人和北人。如此一来，就连安东金氏，丰壤赵氏，南阳洪氏，潘南朴氏等外戚的名士能臣也都纷纷投效李昰应麾下，如金炳学、洪淳穆、赵宁夏、朴珪等。
大权在握，麾下人才济济。李昰应以果断和有效的手段，开始了在这个被西方列强称之为“隐士王国“的三千里国土上长达十年的一系列改革。
一、树立国家形象，重建景福宫。景福宫是朝鲜王廷的正宫，占地面积广阔，殿宇规模宏大，堪为巍巍王权的象征。可惜的是，在159年“壬辰倭乱“中，景福宫被一个名叫丰臣秀吉的倭鬼子一把火烧了。乞今60多年了，害得朝鲜历代王室都在一个叫昌德宫的旮旯里挤住。
李昰应刚刚上任就果断下令重建景福宫，是出于两种政治目的，一是重塑朝鲜国家形象和王室至高无上的尊威；二是借修景福宫打击外戚。
三百年了，自从丰臣秀吉那个纵火犯放火烧了景福宫，朝鲜王室就没过上一天宽敞顺心的日子。一个国家好比成一个人，一旦失去形象也就缺乏了自信，没有了自信就显得形渐卑微，在世人面前就像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失去自主，逆来顺受。所以，重建景福宫也是李昰应为自己的势道构建根基，将景福宫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重新匡扶衰微的李氏王室，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标志。
在很多著说里，关于李昰应重建景福宫一事，都有这样类似的描写；重建景福宫，朝鲜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于是李昰应倾心国力，一方面命全国官民捐献工程款，称为“愿纳钱”；一方面巧立名目，以获取工程费用和缓解财政困难，下令在汉城四大门征收通行费，在农村征收水税，在全国发行当百钱，甚至滥加引进清朝钱币，这些举措导致和朝鲜金融紊乱，人民负担加重，也引发了贵族和儒林的不满，被政敌斥责为劳民伤财，损耗国力之举。
其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李昰应重建景福宫的所有资金而是全部来自于金氏和丰壤赵氏长年授刮的民脂民膏。
李昰应摄政时他所面对着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治上，安乐金氏家族把持朝廷60余年，君主权威早已荡然无存，金氏集团飞扬跋扈，专横擅权，领议政以下官员被任意买卖，地方官苛敛诛求，王权成空，纪纲互解；在经济上，政治的空前腐败产生了所谓的“三政紊乱”，平政人民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困苦；在文化上，儒林严重腐败，已日渐论为特殊利益集团。法国天主教的渗入与传播，东学道的广泛流传和扩大，更导致国民思想混乱，人心涣散。这一切在当时都使朝鲜各阶层矛盾日益加剧。所以重建景福宫，凝聚人心，恢复王权，是李昰应必须先行的重要一步。
二、政治与经济改革。为了使这两大改革确保有效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由于此时的李昰应权势已相当巩固，再加上他的英明果断和铁腕雄心，李昰应先是横扫安东金氏，接着连他的利益盟友丰壤赵氏也毫不手软，一并排斥。两大外戚势力很快被迅速互解，逐出朝廷。排除了阻碍与干扰，李昰应便放手开始政治改革。李昰应先从备边司和议政院两处下手。朝鲜王朝时备边司最早成立于1541年，朝鲜中宗年间，主要职责是防备倭寇和女真的南北两方侵扰。是个临时性机构。直到1555年朝鲜明宗时期才成为固定国家中央机构，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全面事务，并与议政院同为国家两大权力机构。而议政院则是朝鲜李氏王朝最高行政机构，最初叫都评议政司，朝鲜定宗时，改称“议政院。根据经国大典规定，议政院掌管“总百官，严庶政，理阴阳，经邦国”之职责。领议政俗称领相，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一职。
李昰应首先压缩各地备边司，继而并归议政院下辖，并从议政院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之所以能够在后来取得“两次洋扰”的胜利，皆无不与此改革有关。
次者是在人事任用上，李昰应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打破两大外戚集团垄断做官权局面，使不少中层阶级出身有才之士得到录用。从此延续数十年的贵族势道政治随之瓦解，王权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在经济上，李昰应在5道实行社仓制，户布制，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必须缴费。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并使民心归属。可这些改革尤其户布制度动作起来却困难重重。说白了，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其动作的背后都意味利益相关者的此消彼长。任何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新制度的诞生，在获取一部分人拥护和支持的同时，往往就会毫不留情的伤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贵族利益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的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们，此时虽然已被逐出朝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最基本的特权，因为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改革就将使得他们失去原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是不可能听之任之而无动于衷的。因此，金赵两大外戚再度与李昰应对立。这时的李昰应充分展现其卓越的政治手段和治理才能。李昰应先是逼使赵太妃的追随者李景在辞去领议政职务，任命安东金氏的声望人物金炳学为新领相。金炳学坚决支持李昰应，向贵族开战。李昰应利用（相互利用本来就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金炳学收服了少数的贵族。使许多如金炳学一样开明的贵族地主纷纷站了出来，响应和支持改革。李昰应紧随着又恢复了赵太妃侄子赵宁夏原有的部分权力，进而缓和了与两大外戚之间的对立关系。
可是，虽然有了金炳学和赵宁夏等人的支持，但要完全逼迫贵族就范亦非易事。李昰应为了能够彻底颠覆贵族势力，他又大胆起用赵太妃的远亲李景夏掌管一定的兵权。李景夏果不负望，他用铁腕政策成功地从许多贵族手里取得了税金。京城都这样了，朝鲜各地的贵族也相继屈服。庞大的税金汇入了国库。不光是景福宫工程提前竣工，就连朝鲜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这样不仅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缓和了，而且李昰应的权力威望也大大提高，改革政策也日趋为广大老百姓接受。
三、在文化领域上。李昰应甫一执政，便立即下达“书院裁撤令”。全国除了47所“赐额书院”以外，其余书院一律裁撤。因为这时的书院已成为多方贵族势力的扩张基地，避役者的巢窟。其严重影响了国家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极易产生和激化阶级矛盾。在裁撤过程中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可见李昰应决心之大。
正当李昰应大刀阔斧地通过一系列改革，整肃安定好朝政，充盈了国库，预备国家独立自强，先由大清起始渐启国门时，一位出乎意料的人物的暗中崛起，彻底洇灭了李昰应的改革成果和勃勃雄心。
这个人就是闵妃。
女人的心一旦被邪恶占据将会变得毒比蛇蝎。李昰应只顾在改革运动中东拼西杀，却忽略了这位貌美如花的儿媳妇。入宫十年，多种原因给闵妃造成的无数次委屈和不公，使之久积成怨，因妒生恨。最终使得嫉妒和怨恨化作淬剑的烈火，铸成一把无情的复仇之剑，直指李昰应。
由于李昰应在一系列改革中难免会树敌太多，并深结怨仇。闵妃正式利用这个弱点，挑动这些怨家仇敌与李昰应舍命拼斗，而她则怀拥着小老公坐观虎争，做好攫取斗争胜利果实的准备。经过几多交锋，李昰应最终败下阵来，不得不还政儿子，……被迫下野的李昰应虽然心不不甘，怎耐大势已去，也只能是忍痛爪潜伏牙，暂栖一角。
然而，令李昰应不得不衷感慨的是，闵妃竟现学现卖，几乎丝毫不走样地学着他也在一举推倒李昰应而得势后很快就驱逐了曾助她一臂之力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亲自独揽朝纲。
李昰应不甘就此认输，也曾动作和挣扎过几次，但均以失败告终，致使翁媳之间仇怨结得更深。可是令李昰应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这个儿媳竟然要开门揖盗，与日人鸟在了一起，而且大有越鸟越贴紧之势。这不，连国家卫戍部队都让日人来进行改编训练。在翁媳之间暗战不止的同时，一个新的矛盾产生了，那就是新旧军人之间矛盾，对于闵妃来讲这个矛盾是致命的。由于旧式军人最终无法忍受新军人悬殊的待遇，加之又连续1个月没发军饷，终于导致“壬午兵变”的爆发！这为免从蛰伏已久的李昰应带来了二次复起的良机。李昰应的暗中煽动和指挥对这次的兵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兵变迅速化为“民变”，一举摧跨了执政9年的闵氏集团，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李昰应第二次上台。
通过兵变李昰应二次掌权后，再次打击外戚势力和贪腐官吏，废除闵氏集团执政时一切纲政，重新回复9年前的改革路线。
1898年《朝鲜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评价李昰应的；大院君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目标，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但也是一个彻底的旧保守主义政治家。
1898年，传教士约翰斯第一次见到李昰应，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高5英尺6英寸，气度不凡，花白头发，身板笔直，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
美国人霍默书赫伯特在《朝鲜访问记》中曾这样描述李昰应：他有坚强傲慢的意志，只要目标确定下来，不管在政治、经济或道德方面遇到怎样困难，他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目标而前进。可以说他是朝鲜政界最后一个实力派人物。
另外对于李昰应的个人性格，喜好，与作风言行，《国太公言行录》里更有准确描写：大院君晚年身体不佳，但仍保持衣冠整洁，洗漱、梳头一天不落。……他对犯有过失的人常常当面呵斥，不留情面；对部下赏小罚多；常常是威风凛凛，不紧不慢；喝酒从不过量；诗、书、绘画达到很高境界，特别是兰草画很很好。这就是9年前朝鲜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李昰应。
可是，李昰应怎么也想不到日人比“两次洋扰”的法、美两国还粘人。法、美两国跟朝鲜干两下人家就走了，日人却以公使馆被焚，死了10多人为借口出兵朝鲜，竟威逼李昰应缔约“城下之盟”！使得本就十分讨厌日人的李昰应更加地无法容忍。还好宗主国大清及时出兵，否则说不定这会儿朝鲜已经和日人干上了。
但是，所令李昰应更加想不到的是，本指望着“大哥”能够为他这个“小弟”竖杆子撑腰或合伙干掉日人，哪曾想“大哥”原是个“银杆蜡枪头”，遇着日人竟也如此草鸡。还折回枪头朝自家人身上捅，这让李昰应十分地不解和心痛！
此时此刻，李昰应盯着马建忠的两眼已是怒火灼烧，他很不客气说道：既然如此，大清何须驻军汉城！噢，难道000大军进驻汉城只为冲着我一个老头子而来吗？说到这儿，李昰应既悲且恨，对大清如此作法很为抵触。
面对李昰应的诘问，马建忠无言以对。李昰应的强硬政策和非常坚定的拒倭立场，使马建忠明白，自己想要在朝鲜和日人之间的斡旋失败了。
象这等国与国之间高级外交构和谈判，当属国家级重大外交机密，非双方决策层和直接参事人员，其它人是无从得知。可偏偏这事让另外一个人摸了个一清二楚，他就是袁世凯。
看来袁世凯不但 有着学而有术的军事才干，敌我暗战的手段也是极其出色。
袁世凯一到汉城，就悄悄地派人去打听了这次兵变起因和经过，当侦知此次兵变是由于有了李昰应的煽动和暗中指挥所造成，袁世凯就秘秘派人盯着了这位摄政王。同时，袁世凯还牢牢盯死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人驻朝公使“花鬼子”。在袁世凯得知日人威逼着朝鲜与其缔约，并要求不但在朝鲜驻军，还要索赔50万两银子，袁世凯大为为平。袁世凯当着回报人的面，忿然说道：日人欺人太甚，这事儿老子非搅黄了它不可！
尽管袁世凯如此发狠，但真要“搅黄了它”亦非易事。以袁世凯当时的地位和权力，其意见还尚不能直达大清政府。非但如此，即使是直接对话马建忠怕是都不够资格。于是乎，袁世凯和张謇两人一番析理谋划后，认为惟有吴大叔可承此事。
袁世凯请吴大叔庆速拿下李昰应问责或押回大清降罪。他说：现已调查清楚，李昰应是此次兵变元凶，由宗主国问责，日人自无话可说。什么50万两银子，见他妈鬼去吧。
对于袁世凯请议，吴大叔心里一时还拿不定。这么大的事儿还是集体研究决定才好。吴长庆派人迅速请来丁汝昌，带上袁世凯三人一道去到马建忠处。
其时马建忠早已弄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兵变到底由谁引起的。对此，李昰应和闵妃两人也都想对大清说个“明白”，只是事情被闵妃抢先了一步，她走在了李昰应前面，让她的人在大清面前绘声绘色打了一张悲情牌，把事儿全推在李昰应身上。自古女人在男人眼里均属于弱者，通常世人又极同情弱者。这下李昰应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是嘛，老公公欺负儿媳妇，算什么本事？马建忠也先入为主地认定，朝鲜时下的乱局，均是李昰应一手造成。现下搞得儿媳妇告状，日人起火儿。本想从中斡旋弱化势态，李昰应还态度强硬得紧，把自己弄得一脸灰土。为此马建忠很生气！马建忠觉着如让李昰应继续呆在朝鲜，难保不再生出别的乱子。他也思衬着想先惩处李昰应，尽快恢复朝鲜王室正常工作。
刚好这时吴长庆、丁汝昌与袁世凯三人一起来到，多方想法不谋面和。一张无形的猎网张开了。
关于诱捕李昰应，在以往的众多著评里大致多为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倒显得很是直截了当，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发往国内密电；说日本政府籍朝鲜国内发生兵变杀了日人，决定出兵朝鲜诘责，建议大清应一方面致函日政府阻止日人出兵，一方面早做准备赶在日人前面，提前出兵朝鲜靖乱。这时李鸿章幕府薛福成建议张树声说：李昰应虽然对日人态度十分强硬，但以其实力怕是撑不了许久，一旦李昰应顶不住日人重压，或投降被日人掳去，都极有可能造成朝鲜事实上听命于日人的局面，那将对大清大为不利。因此作为紧急措施，应该抢先出兵朝鲜，罢黜李昰应。
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奏请朝廷，立刻下令出兵朝鲜，勘定叛乱，寻机拿下李昰应。
第二种说法是；张树声在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时，附了一份天津海关道周馥两次与当时正在天津率团考察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的问答节略。据金允植说：朝鲜国内有事不能自定，而且杀了日人，日人必定要借机干预要挟。请求宗主国派出兵船，陆军千名，协助朝鲜平乱。清政府这时作出决定，出兵朝鲜平乱，适机捉拿李昰应。
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问题，却往往被人们忽略掉了，那就是周馥曾两次与金允植问答。第一次是在大清国内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密电后，张树声既派周馥约见金允植，问他朝鲜眼下出了什么事？约见中周馥问金允植，眼下朝鲜国内出事了，你知道吗？金允植听了只是略微怔了一下，丝毫未显惊慌的样子，而且其回答也是相当含混：“不逞喜乱之徒，藉斥和以启肇祸，但乱党为谁，在此无缘得知”。而周馥和金允植的第二次问答，是金允植主动来到直隶督府，他神情十分紧张，近乎乞求地请大清速速出兵朝鲜平乱。
从以上两种说法里，我们似乎都无法找到大清在国内尚未出兵朝鲜，就已拟定了罢黜或拿下李昰应之“既定方针”的理据。尤其第一种说法根本就值不得推敲。薛福成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督署一名幕宾，顶多是众多幕宾中一位干才。仅凭黎庶昌那封发自东京的密电，是不可能知道远在天边的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连朝鲜领使选金允植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从周馥和金允植的问答以及金允植的表现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态度十分淡定，回答只是猜测性的。这可是张树声在接到黎庶昌的密电后，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而专门让周馥叫金允植前来问答，视这等军国大事，金允植是不可以回答得如此暧昧，且态度表现不惊不慌。既然这样，薛福成又凭什么一口咬定李昰应是祸乱之首，必俗拿问呢。再说了，朝鲜虽说是大清的宗藩国，但当时大清对朝鲜的国家内政基本原则是“自主不干涉”。薛福成的话就有了干扰国家正常决策之嫌，误了国家军机大事，上面真要追究起来，怕是李鸿章也保他不了。
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就一定认为周馥第一次与金允植问答时，金允植是真的不知道朝鲜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道理很简单，单从金允植与周馥两次对答前后态度表现不一上，就可以判断出来。金允植与周馥的第二次问答——张树声向总理衙门转达黎庶昌密电所附那份周，金问答节略内容——可以肯定此时的金允植已经确切地知道了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得到什么人的指示。这个人就是闵妃，后事证明了这一点。
金允植是闵妃一派人物，自然一切听命于闵妃。否则，一个小小的“考察团团长”又怎敢擅自主张，乞请大清出兵朝鲜呢。至此，种种析理证明，有关“张树声听从薛福成建议拿问李昰应”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至于这第二种说法，亦无可能。一、黎庶昌的密电只是建议“早做出兵准备，赶在日人前头出兵”。这是出于大清国策考量，但却没有一字涉及李昰应。二、周、金二人第一次约见的问答节略，只是为了防止日人借机干预要挟，金允植才敦请宗主国大清出兵协助平乱。其中无半点涉及李昰应的内容。清政府又以何为由做出问罪李昰应的决定呢？
说到底“壬午兵变”是朝鲜的内政。但由于兵变冲击了日人公使馆，弄翘了十几个日人，这才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作为宗主国，大清早已表明“朝鲜内政自主，从不干涉”这样一个政府观点，何况李昰应二次上台并没有废君更朔。对于这样一位一直视大清为上邦“只与大清一国来往”保守人物，大清又何苦来非“发难”于其不可呢？所以，第二种说法以及“既定方针”之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那么除了这两种说法，还有没有之外说法呢？有。不过有是有，就是有些邪乎！说是朝鲜问议官鱼允中在调查清楚“壬午兵变”一事后，进言直隶总督张树声曰：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者，乃劫杀王妃，逼迫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火，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息乎？
领选使金允植也继而与周馥笔谈献策道：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亦即赵太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
金、鱼两人的建议很快便为张树声所采纳，并致函总理衙门：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能自定。如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
在张树声的致函里，虽然有了“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这句意欲拿获李昰应的意思，但是别忘了他在致函的开头，还隐有着“如果”二字。这“如果”二字在此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鱼允中的调查不那么置信，二是相对兵变的事实真相还尚需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而是否确定。
说到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再细读一下鱼允中的那个“背课式”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那么这两个人会是谁呢？这就要首先搞明一件事，那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来自何方？
此前，就在朝鲜兵变后的第6天，清廷即发布上谕：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着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同时诏命丁忧在即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即行回津。
接到上谕，张树声认为兹事体大，还是先派官员前往察看，而后再作决定，于是命丁汝昌与马建忠率兵船艘自烟台赴朝鲜，鱼允中作随行向导。第二天，该舰队抵达朝鲜济物浦，而此时日人军舰“金刚”号正停在那里。马建忠为了弄清事态原委，先让鱼允中前去打探情况。鱼允中见了日人驻朝鲜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问明内乱始因，日人想干什么？即和丁汝昌返回天津。这就是鱼允中的“清楚调查”。
到了这儿，想必大家都应该明白上面所说“报告的内容很象某一个人在里面说话，并且这个人说话的当中，好象里面还夹杂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句话的意思了。也就是说，鱼允中与金允植两人同为闵妃派人物，此时的闵妃已经开始了疏清亲日的开放国门政策，眼下“花鬼子”又正从日人那里发兵欲要挟朝鲜对日开放，而鱼允中的“清楚调查”调查对象又是日人驻朝领事兼外务书记官近藤真锄。鱼允中那份“背课式”的“调查报告”里出现“两个人”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闵妃，另一个就是日人。
既是这样，那么清政府对此严重事件的奏折，又是怎样批奏的呢？清政府对于张树声的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立刻作了批奏，诏命张树声：即选派将弁，酌派兵船，迅赴机宜。同时，再谕李鸿章“再赴天津办理一切”。此时已在返津路上的李鸿章，获悉兵变缘由后亦认为，“若李昰应复为戎首，该国王及世子存忘莫卜，此事殊大棘手”，主张“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
张树声虽然一时为金、鱼两个“小学辈”所蒙混，向总理衙门发了那份“留有余地”的致函。可总理衙门里的军机大臣们脑子同样好使，既然你老张以“如果”二字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咱也只好还你一个“迅赴机宜”了。意思是你老张赶紧的调兵遣将，出兵赴朝鲜。等到了那儿事情怎么处理，你老张看着办得了。
你知道这时大清总理衙门当家的为何许人也？他不是旁人，这个人就是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祈，人称“鬼子六”。军机大臣不带“领”字，就好如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奕祈是道光帝的第6个儿子，而且天生聪明伶俐，喜欢洋玩艺儿，所以都叫他鬼子六。当时道光帝差一点没把皇位传给了他。面对这样一位离皇位仅只一步之遥的聪明人物，岂是你张树声糊弄得了的！就连在大清外交事务上聪明如李鸿章也，当他获悉兵变里因李昰应引起只是认为“此事殊大棘手”，“若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而并未流露了半点拿获李昰应的意思。
尽管张树声致函有那么个意思——拿获李昰应。
但清政府两道上谕里却终不见划圈“同意”二字。这样看来，“既定方针”只是纯属子虚乌有。
说到现在，就是要证明一个事实，在关键时候，提出拿下李昰应的人应是袁世凯。当然这并不是说袁世凯在看待事物上多么地把握视野，多么地高端。这些都谈不上，唯一能解释就是袁世凯大胆、果断、再加上他好打抱不平的少年作风，仅此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