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八○年，西晋司马氏俘获吴国皇帝孙皓，结束了三国时代长达九十多年的混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西晋初，国家暂得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略见繁荣。这对于长期遭受动荡流离之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个恢复生产的好机会。向使西晋能如汉初那样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给予社会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上层又能节制贪欲，国家的根基庶几得到相当的发展，再创一个盛世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好景不长。首先，晋王朝是在曹魏政权的“腹中”由隐至显，一步一步孕育、发展、完成的。这个脱胎于上层权力网的新朝廷，其政治的影响力主要存在于官僚与豪强阶层，在民间几乎不具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曹操父子征战中国，在弱汉时期取得政权，美其名曰禅让，实则是政变。司马氏依靠手中掌握的军权，使用韬光养晦的手腕逐渐成为曹魏一朝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势力。司马懿的行藏一度引起朝廷猜疑，皇帝也曾派人去司马家中查看虚实，当时司马懿深知其尚不能一举拿下曹魏，于是当了皇家来使的面儿装病装死，连饭粒都吃到嘴巴外头去了——？一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啥事也做不成的样子。这一出政治折子戏演得惟妙惟肖，某种程度上麻痹了曹氏及诸臣。然而不久，司马氏父子大权在握，依靠兵多将广，发动军事政变灭了曹爽，成为权倾朝野、颐指气使、无人敢于侧目的第一权贵势力。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的就是这。
当是时，跟随曹魏创业的功臣们或战死，或病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次等人物贾充、杨骏等就成了朝中重臣。当年鼎足而立的蜀国已走向衰亡，阿斗无能，出来进去就是姜维那几个人，经济和军力都不行。吴国的孙皓此时已失去先辈们“碧眼儿坐镇江东”的豪情壮志，政治上极端昏庸，行政残暴，腐败丛生，国家衰颓。司马氏抓住了收拾残局、统一江山的好机会，首先灭掉了蜀国，司马炎及时称帝，建都洛阳，是为晋武帝。
司马炎登基后，大封王室贵族，大赏文武群臣，以图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西晋的天下是通过宫廷政变得到的，这一过程并不能名正言顺地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为了弥补政权合法性的缺陷，也为了防范类似的事件发生，司马炎极力培植皇族势力，将他们分封各地，试图以此建立可靠的统治系统（但他没想到这也为后来的权力斗争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吸纳外姓贵族成为羽翼，司马氏大力奖赏那些有功的臣属、有才干的士人、有影响力的名流进入行政管理系统，委以重任，施以恩惠，封赏多多。
这一来，那些领受了司马氏恩宠的，自是忠诚顺从、谢主隆恩、努力追随。而那些没有受到封赏或对所封所赏不甚满意的，就找人向皇帝求情，希望多分一杯羹。委婉动听的表达，转弯抹角的举荐，加上大量的珠宝珍奇，让司马炎很是享受。司马炎一度这样想：反正就这么一个国家，我能掌控的也就这么大的地面，多封则诸侯小而弱，少封则诸侯大而强，何乐而不为？于是他采取了近乎有求必应的政策，一一满足王室和功臣们的要求，将许多人封为王侯将相，颇有点儿慷慨国家、不吝地权的风度。相应地，各级臣僚、各地豪强则竭力进贡珍奇财宝，以便从朝廷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好处。在地方官向朝廷贡献的礼物中，甚至还有数量众多的美女。司马炎曾经看中一位乖巧伶俐又懂风情的谢家女子，经一番玩弄之后，觉得少了趣味，随即将之作为性启蒙的工具送给他那痴呆儿子——太子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傻儿子别的事没学会，这方面倒还上道，不久就和谢妃生下小太子司马遹。
祖辈父辈打天下，司马炎坐享其成，福分可谓不浅。说起来，司马炎倒不失为一个厚道人，只是缺乏远大志向和政治才能。有两件事可以引例佐证他的大度。蜀国投降后，司马炎对蜀汉后主阿斗的照顾颇为周到，以至于阿斗因锦衣玉食而“乐不思蜀”；东吴的降主孙皓，曹魏末代皇帝曹髦，在物质生活方面都曾受到很好的照顾，就连他们带来的仆从奴婢，司马炎也尽量原职留用，上下未受什么侵害。
另有一件发生在太康三年的事，司马炎在南郊完成祭祀仪式，一时心情不错，问身边的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跟汉朝的哪个皇帝比较相似？刘毅是个直言之士，当即说道：我看你跟桓帝、灵帝两个差不多！司马炎一听臣下将自己喻为两个昏庸无能的末世昏君，虽然不高兴，却也没发火，而是问：你为什么把我比成那两个人呢？众所周知，他们俩太差劲了，怎么说我也比他们强一些吧。刘毅满脸不屑地说：桓、灵二帝虽然昏庸，但还没到今日的程度。他们也曾卖官，但他们把卖官的所得都收到国库里去了，总算是正事正用。而你呢，把卖官的钱都弄到自己手里——论起来，你还不如他俩呢！司马炎笑着说：好，好，说得好。当时有人建议皇帝严厉处罚这个冒犯龙颜的刘毅。司马炎说：因为我能容得下批评，所以身边才有了这样敢言之人，我就是靠这个法宝取胜的啊。对比起来，后来的执政者既少晋武帝这样的雅量，也少刘毅那样的诤臣——没有言论宽容的专制社会因此而疾病丛生、万马齐喑，终至于一塌糊涂。
司马氏篡夺政权的方式不入正派，禅让的前怀后背都有淋漓的鲜血，其手腕之残忍、用心之阴鸷、行为之暴戾，可谓史无前例、骇人听闻。这种政治烙印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历经百年，不肯褪色，后代多有仿效者。司马懿的五世孙司马绍当政时，有一次曾问时任丞相的王导（王羲之的从伯父）：“我晋朝何以得天下？”王导当场就将司马懿当年如何创业并掌握了兵权，司马昭如何残害魏帝曹髦等事一一直陈，其间的阴谋、丑恶、残忍，也大致说了说。王导这一席话竟让晋明帝羞得“以面覆床”，曰：“如若公言，晋祚安得长远！”司马氏夺权的卑劣狠毒让他们的后代都羞到没脸见人，以至于发出“如此不正义的政权哪得长久”的感叹！
西晋刚站住脚，司马炎见天下无事，便开始放肆挥霍，享受那至高无上的权力，生活奢侈，挥霍无度，看到听到的全是歌舞升平。晋武帝后期怠于政事，喜欢游乐，经常乘坐山羊拉的小车在宫廷里到处跑，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大红灯笼每天晚上就挂在羊车止步处，来自皇帝的宠幸随时随地，好不快活。后宫嫔妃们为了吸引皇帝来与之共眠，纷纷托太监到外边收集新鲜树叶和青草拿进宫来，以便吸引为帝王驾车的羊。后来有人发现羊不光喜欢吃新鲜树叶，还喜吃盐，于是嫔妃们就在门口路径上撒了许多盐粒。这些办法果然奏效，皇帝随了羊的意志，随意春芳歇。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骄奢淫逸之风从宫廷蔓延到整个统治阶级。豪华奢靡的生活是需要金钱的，晋朝官僚的俸禄不高，为了聚敛钱财，他们纷纷置地买田，大肆扩大庄园和佃户规模，违规增加田赋杂税，名目日益繁多，财富逐渐汇集到权势者手里，自耕农不堪负担濒于破产，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有权有钱的显贵们坐拥巨资，彼此夸富斗豪，炫耀财富以彰显风度和身份。《世说新语.汰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跟现在喝花酒差不多），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也是王羲之的从伯父）到石崇家里宴会。丞相王导不善饮酒，辄自勉强，至于沉醉。大将军王敦却拿了架子不喝酒，故意想看石崇那家伙到底怎样烧包弄景。不一会儿，石崇就以“劝酒不力”为罪杀了两个美女。此时王敦颜色如故，仍不肯饮。王导实在看不下去杀人劝酒的残酷场面，劝王敦：多少喝一点儿吧，你这样老是不喝，他石崇就老是杀人，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王敦却说：他杀自家人，跟咱有什么关系！
以杀人劝酒，这样的豪爽中裹挟着何等的残忍！
这场面足以叫人想象当年西晋贵族的奢靡无度、为所欲为、视人命如草芥的糜烂生活！
场景同上节：酒过数巡后，客人稍显疲惫，石崇便请他们洗澡沐浴，稍事休息以便解酒解乏，然后入席再饮。石崇家的盥洗用具多是用金子做的，处处金碧辉煌，远胜于现在的七星级宾馆。而且，每个进去洗澡的人都有一两名美女全程陪侍，随你有什么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丞相王导进入浴室后，见此情景，很不好意思，惶遽以至于无所措手足。无论美女们怎样媚笑鼓励，这位大名士他都不肯脱衣解带。大将军王敦则不然，他虽然和王导同出一门，但个性风格全然不同。王敦谈笑自若，如入无人之境，该脱就脱，想怎么洗就怎么洗，随兴随心，全无拘束。王导于隔壁听见那些女子偷偷议论王敦：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做强盗。美女们真是小看了王敦——他哪里只配做个强盗！后来王敦不满朝廷，举兵犯上，连皇帝都被他给逼死了！颐指气使，整个国家一度都在他的淫威笼罩之下！
晋武帝初登基时，尚有简朴之风。有一次，皇帝司马炎到大臣王济家去做客——西晋皇帝常到臣僚那里享受款待。有女子举着点心盘子让武帝品尝肴馔，晋武帝尝了，很是纳闷，问这里的猪肉怎么这么好吃。王济的家人说，他家的猪是用独特的方法饲养的——每天都要喝**呢（现代人有用啤酒喂牛的，比古人稍逊）。晋武帝听了，以为过于奢侈，很不高兴，拂袖而去。有人将这消息传给石崇，暗喻“今上节俭”劝其不可挥霍，稍为收敛为好。石崇深知贵族的奢靡无法遏止，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在没有规矩法令约束的大财大富面前，集权者的所谓简朴节约不过是欺世与媚俗，做做样子罢了。
石崇也是个大贵族，他喜欢跟人斗富，且每次斗富都非争胜不可。石崇有个对手，叫王凯，王凯是个王室贵胄。武帝是王凯的外甥（司马昭的老婆是名儒王肃之女，武帝是司马昭的儿子），王凯和王肃论起来是兄弟。这些王姓贵族，几乎都来自琅邪王氏。王凯每有求，晋武帝常帮他实现，缺什么好东西就去宫廷里拿。即便如此，王凯有时还斗不过石崇呢。有一次王凯拿了一块两尺多高的珊瑚向石崇炫示，石崇看了，一脸的不屑，当场举起铁如意，一下就给打碎了。王凯以为石崇嫉妒他的宝物，窃笑，不以为怒。石崇说，明日我还你一个更像样的！于是他给王凯弄来一棵三四尺高、有六七个分枝的大珊瑚。王凯看了，颇觉失落。这一幕，足见当时的贵族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无度！
朝廷的昏聩，宫廷的腐败，官僚的铺张，豪强的浮华，所用金银都是以剥削民众为前提的。日益繁重的税负直接伤害了初步恢复的社会生产，本来就很脆弱的小农经济很快濒于破产，人民苦不堪言。由于税负增加，小农难以为生，很多人沦为贵族庄园的佃户或奴仆。各地诸侯难以如数完成中央政府派给的税负份额，政令的执行日渐滞涩。各地王侯都不肯“先国家后自己”，他们将本来就很有限的国家赋税私入囊中，于是二心渐起。如果此时中央政权清明廉洁，钱财用在正地方，诸侯犹当权衡大义不敢轻易造次。汉武帝时也曾有过税负过重问题，但大汉朝廷将钱用在了开拓疆土、攻打匈奴、维护国家安全上，名正而言顺。尽管朝野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不乏怨声，但朝廷尚有正当说辞，道义上未曾崩塌。晋初的情况则不同，从民间搜刮的钱财几乎都被皇室和士族挥霍了，金钱哗哗流入皇家金库，全未派为正用，诸侯不满，民怨沸腾，到处都是待燃的干柴。那些诸侯国的封地都很狭小，经济拮据的诸侯不堪忍受皇室的财政压力，便借助了民心的向背，向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根基处一旦动摇，祸乱就不远了。
这是西晋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基本面。
西晋还存在一个皇权继承问题——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的老大难问题。晋武帝司马炎有子女多人，其中分封为王的分别为：一、镇守荆州的楚王司马玮；二、镇守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三、镇守雍州的赵王司马伦；四、齐王司马冏；五、长沙王司马乂；六、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七、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八、驻守山东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以上也是八王之乱及其死亡的顺序）。由于司马氏取得政权的方法和曹魏篡汉如出一辙，因而对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缺乏足够的底气，其统治手段一靠军事强力，二靠政治欺骗，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猜疑、狡诈和窝里斗。
晋武帝儿子虽多，太子却只能立一个。立谁为太子，谁将成为下一位最高统治者，王子多有觊觎者。太子司马轨夭折后，司马炎对该立谁为太子，拿不定主意，众说纷纭，他对此也有些头痛。根据“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只能立司马衷为太子。封建制度在这里显示出其重要弊端之一：世袭制，接班不以才干为计。司马衷是个智残儿，武帝担心他担当不起未来的国家大事。大将军卫瓘的女儿聪明贤达，武帝有意将之立做太子妃，以便将来辅佐他那个愚憨儿子处理政事。
但是晋武帝此时已经无力将他的意志贯彻到底。因为上上下下忙于权力的盛宴，正事荒疏，王朝的大权逐渐被杨骏和他的弟弟杨珧、杨济所把持。杨家先后有两位女子——杨艳和杨芷——成为皇后，一时权倾内外，炙手可热。晋武帝要设太子妃的事首先被皇后——权臣杨骏的女儿杨艳获悉，她听到这个消息后，焦灼万分。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当上皇后，多亏大臣贾充的老婆郭槐从中帮助。杨皇后此时想起郭槐曾多次到宫中送礼——很重的礼——其目的就是想把一个女儿送到太子那边做妃。为了答复往昔的政治人情，杨皇后力劝晋武帝对立太子妃一事不要操之过急，说现在谢侍女还算优秀无须再给司马衷找个太子妃，云云。晋武帝就把这件大事暂时放下了。
杨皇后急忙找贾充、郭槐商量。对于立谁为太子妃这件事，贾家非常敏感，因为谁将成为武帝之后的皇后，对整个家族的存亡兴衰至关重要。贾充何许人也？他就是当年那个跟了司马懿一起发动政变杀害皇帝曹髦的人。当时叛乱三军见皇帝曹髦从宫内出来，因慑于皇威，军士不敢造次，而司马氏师出无名，也怕得个弑君之罪的恶名。两伙人对立，司马这边的队伍渐有溃散之势。贾充心狠手辣，当即问身边一位名叫成济的心腹军士：丞相平时对你怎样？关键时刻还不赶快表示忠心？！鲁莽愚忠、类似鹰犬的成济立即抖擞精神，径直向前，一枪刺死了皇帝。事后司马昭假惺惺杀了成济，但却记住了贾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蛮勇。借了这样一份不光彩的“功勋”，贾充成为西晋王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经过一番幕后活动，贾充如愿以偿地将女儿嫁给了惠帝司马衷。贾充有两个女儿：贾午和贾南风。在贾充眼里，贾午虽然也很丑，但勉为其难似乎可做太子妃的候选人。当时贾南风年纪还小，且长相极丑，史书称其“短不胜衣”，贾充实在不好意思拿出去现眼。然而，贾夫人郭槐与杨皇后的意思则是“小的好”——年幼者尚有驯化空间。得到了杨皇后的鼎力支持，贾充通过杨皇后的老爸——当朝重臣杨骏——将女儿弄到宫中，给傻太子司马衷当了老婆。从此，西晋宫廷不再安宁，因此引起的王子贵族间连绵不断的厮杀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
贾南风有非常强烈的权力欲和嫉妒心，且胆大鄙陋、任性妄为，出手极端残忍。进宫前，她的父母也曾教过她如何约束自己、少管闲事、不忘身份之类的话，可惜贾南风一句都不曾入心。贾充见此情景，一再给予训诫，贾南风都不能稍改，就连郭槐也感到无可奈何。郭槐得到杨皇后的消息后，虽然感激，但她有个感觉——这个女儿如果进了宫，将来很可能为祸贾家，故一度犹豫，希望丈夫能有个替代的方案。但是政治的选择往往不容分说，事急之下，贾充只能次品当成好货卖，将就了。
封建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政由人出，无法可依——此时暴露无遗。最高权力层上，一个人的不正派、不贤良、不理性足以构成整个国家的灾祸。外臣叛逆，尚可征伐惩治，真不行可以发兵剿灭。而内臣的奸佞倾轧却完全没有规则，得益者往往不是君子而是小人。此次选妃事件的关键不是贾南风进宫，而是为什么贾南风能够进宫并成为皇后。暗箱操作，再聪明的皇帝都敌不过层层罗网、八方迷障。这里不存在什么“女人灾祸论”，灾祸大都是制度酿成的。
贾南风从小受宠，加上自以为出身豪门，养成了颐指气使的恶劣脾性，言行粗鄙暴烈，个性张扬疯狂，喜怒都在瞬间，手段也很是放得开。她一入皇宫就按捺不住火热的权力欲，耀武扬威，吆三喝四，除了杨皇后和皇帝外谁都不在她眼里。有一次，太子司马衷跟宫中一女子说话时把手搭在那宫女的肩上，贾南风见了，当场杀死了那宫女。还有一次，贾南风发现有个宫女怀上司马衷的孩子，盛怒之下，以铁戟刺穿那宫女的肚子，胎儿也惨遭杀害。晋武帝闻之大怒，要废掉这个凶残的媳妇，将之关进贵族监狱金墉城。皇后杨芷（前杨皇后杨艳死前恳请晋武帝娶其堂妹杨芷为皇后）觉得贾南风是其堂姐推荐进宫的，便在武帝面前大说好话，武帝最终还是饶了那个歹毒女人。贾南风不明就里，还以为杨芷在皇帝面前说了她的坏话，杨芷后来差点儿因此丧命。
虽然立了太子，晋武帝还是不放心晋朝的江山社稷，怕将来司马衷不能行使权力。有一次他把群臣弄到一起宴会，悄悄把一些关乎国家政务的奏章交给太子去批阅，以此测试他到底行不行。贾南风一听，大惊，私下里找了些老家伙，要他们代替太子批阅奏疏和公文。那些老家伙按照皇家行文的惯例逐一作了批示草稿，用词冠冕，文采堂皇，俨然出自一个贤明皇帝的手笔。有个叫张泓的闲差太监看了他们代批的奏章，说：这样的句子太过迂腐，完全不像太子的笔墨见识，倒不如因人而异就事论事，庶几还能符合太子的口气，免得圣上看出代人捉刀的马脚。于是他当场口述文句，半文半白，间杂少许率直粗陋之语，让太子抄写了并呈给晋武帝。武帝看了，以为太子的能力差强人意，虽然谈不上多么好，但比他想象的情况好多了，心中稍觉宽慰。武帝又把卷子拿给卫瓘，说：你也看看，太子的能力还可以嘛。卫瓘看了，倒也说不出什么来，以为自己低估了太子。贾南风因此推断，卫瓘必定在武帝前说过太子的坏话，不然的话武帝不会拿了“太子批阅的”卷子给他看，于是记恨在心，对太监张泓则充满了感激。
在这里，封建王朝再次显示了专制和欺骗共生的弊端。再聪明的皇帝也无法随时随地看穿那么多人精心结构的阴谋，再贤达的臣僚也无法对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动辄得罪的集权威胁。反过来，一大帮子人合谋蒙蔽一个人，那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能跳出他们处心积虑编织的罗网。纵观历史，这样的故事各朝都有且如出一辙，绵延数千年，难以绝种。可悲也夫！
晋武帝病重，气息奄奄。这期间，杨骏执掌大权，玉玺总在他怀里揣着，不肯须臾放下。朝廷如须发布诏书，只消拟个草稿然后拿到皇帝那里打个招呼，说这事我已办好，盖上玉玺，就是圣旨诏书——这让杨骏大过了一番准皇帝瘾。那一阵子他封了很多的官，党羽浓密，权倾朝野。有些官是靠阿谀巴结上来的，不消细说。内中偶有一二能吏，但数量极少，也不足色。如，史称美男子的潘岳（亦称潘安），因治理河阳有功，政声颇嘉，被杨骏提为太傅主簿（相当于办公厅秘书长）。此人做事勤勉颇得内外好评，唯独贾南风看不惯他，因他老是跟在杨骏后面效劳，却不肯接受她的示好。一个极丑陋的太子妃向旷世美男子示好而不见桃李木瓜之报，即使平民村姑也会有些郁闷，况未来的皇后乎！
有一天，晋武帝回光返照，突然发现周围没有他认识的人了，便下诏叫汝南王司马亮来京辅佐朝政，以图有所匡正。杨骏得悉，大惊失色，生怕皇帝此举让他大权旁落，遂将这一重要诏书压下。不久杨骏借皇帝病重之际口授了一份帝旨，自己任命自己为尚书、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军政大权独揽，大有“加九锡”的派头。同时他伪造王命，催促汝南王改换封地，火速到许昌就任。诸侯国的首脑一旦离开固有的封地，其长期构建的行政系统和税赋来源都会因此失落。改换封地几乎等于暂时被剥夺了权力，王侯最为忌讳。
中央政府一旦玩起这等把戏，祸乱就快要临头了。
不久，晋武帝去世，惠帝继位，贾南风为皇后，杨芷为皇太后。杨骏依然独揽大权，生杀予夺都在随时的意念之中，别人不敢置喙。杨骏这人外刚而内怯，做事优柔，秉性多疑，好阴谋而少决断。他老是觉得有人要暗杀他，平时不敢回自己的府邸住宿，多数时间都是留宿于宫中，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都要很多人守卫，满眼草木皆兵，整天如临大敌。那边汝南王还没离任出城呢，听说父王武帝去世请求来京告别，杨骏不准他进入洛阳城内。司马亮百思不得其解，稍有怨言，杨骏便以司马亮企图造反为名，派其外甥张邵出兵讨伐司马亮。张邵约请另一个军事首领石鉴一起出兵去征伐汝南王司马亮，石鉴不干。司马亮手下的人看出朝廷的不义来自奸臣擅权，劝其趁机举义讨伐杨骏。司马亮认为父亲刚去世不可大动杀伐引起干戈，含泪离开京城，去了许昌。
杨骏自此便觉天下无事，心下稍安，益发作威作福，滥加赏罚，同时张开兜子受贿，敛财无数。在其加封的行列中，甚至包括了并未驯服的匈奴将领刘渊。刘渊出身匈奴，此时在晋朝任职。这人粗鄙骁勇，个性豪爽，慷慨近乎无度，因见杨骏爱财，于是大肆行贿，不久就被加封为建威将军，驻扎关中地区。关中是大秦兴旺发祥之地，汉魏以来一直是朝廷的膏腴之地，将这片米粮仓交给匈奴人掌管，政治上真是糊涂透顶！后来此人叛变，成为杀害怀、愍二帝的凶手。此是后话。
此时的杨骏可谓羽翼丰满，大有颐指气使、喝令天下的淫威。为防贾南风坐大，他让外甥段广为散骑将军（等于皇家骑兵警察部队首领），另一外甥张邵为禁卫军首领（相当于中央警卫团）。凡国家大事无不自其口出，所谓朝廷诏书也只是在傻皇帝那里晃一晃走个过场罢了。而且，只有通过他，皇帝的诏书才能发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