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四年（48），羲之四十六岁，在建康。
是年八月，朝廷论平蜀之功，加桓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桓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于是惮之。这是老话题了——大臣每有功，必止于猜忌陷于谤议。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具有这样的弊端：其制度之核心在于培养仆从和寄生者，故平庸常胜于杰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某人一旦功高灿烂，便会遭到怀疑；另一方面，文武俊杰倾心于报国立功，对平庸之人多有不屑，常有直谏和批评，于是就成为猜忌的口实，忠信被说成异端，而被猜忌者却无从申辩，只能任人咀嚼，稍有反抗，便为贰臣。
司马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于是引为心腹与参综朝权，欲以此对抗桓温。这么一来，桓温当然就不高兴了，于是渐相疑贰。俗话所谓的“功高震主”实际上应当改为“上妒功臣”。桓温为国家立了大功，反而招来朝廷的猜疑，这是什么逻辑啊！有人曾问谢安：司马昱这人德才如何？谢安说：我看他就是草包一个。从这个权倾朝野的执政官对桓温大将军的做法，可以印证谢安对他的评价——惠帝之流——果然不差！
殷浩以荀羡、王羲之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擢升荀羡（此人即曾巩在《墨池记》中提及的荀伯子的父亲）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护军是朝廷任命的高官，专领监护军营之职，有时也奉命出征。羲之上任伊始就向殷浩建言：方今之时，应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他诚恳地规劝殷浩：不宜与桓温将军构隙。可惜殷浩意气用事，不肯听从王羲之的劝诫——可见是个不懂政治大局的书生。《全晋文》卷二十二录有羲之书信之断句：“下官又劝令（殷浩）画廉、蔺于屏风……”羲之奉劝殷浩画蔺相如、廉颇的故事挂在每日可见的屏风上以为借鉴，其用心何等昭彰——羲之希望的是将相和，而不是各持猜忌。
此次出仕，羲之是认真的。上任后，他深入兵士之中，遍访下层，纠察利弊，希望尽快严肃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备将来北伐之用。羲之上任护军将军后，曾有《护军教》。此文是一篇告示，篇幅很短，其中可见羲之的带兵领军的风范：
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
告示的大意是：在我军中，一切工役都须遵守公平之原则。各营都要做到，不得有违。若有老弱病残不能做事者，或羸弱无力不胜役使者，皆应参详其宜，区分对待，不可勉强服役，或去或留，都要斟酌，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从这篇告示中我们可以看出羲之治军从严的精神要旨，且讲究实事求是，对士卒中不堪从役的要给予关照，不可勉强派给任务。当时各地为了充抵征兵数额，青壮年不足，就用老弱病残之人顶替，故多见“不堪从役不能自存者”，此可见当时军队之一斑，也可见羲之的实干精神。用这样的老弱病残去打仗，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徒耗军费，增加累赘。再就是，从这一布告也可以看出羲之的慈悲与公道。
约在本年，羲之唯一的女儿嫁给余杭人刘畅。女儿待嫁时，羲之有一次去友人诸葛恢那里做客，见人家新妇“威仪端详容服光整”，不由得想起自己将要嫁女之事，心里盘算着，我家女儿出嫁时一定也要弄得这么好，必不能让女儿受了委屈。凡为人父、为人女的，读了这句话，没有不受感动的。俗话说，陪送不尽的女儿置办不完的年。做父母的总想为女儿多有陪嫁，希望女儿将来日子过得好，在夫家享受到应有的尊严。羲之非常注重家庭伦理，凡事务使周到尽善，用情真挚，不辞辛劳，绝非那种专心钻营个人地位不顾家庭的官虫子。
该时期羲之的书法在风格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特有的体势。本年末，羲之书《乐毅论》付官奴（献之小字官奴）。时献之五岁，刚要学书。羲之尝谓人曰：“我书《乐毅论》，有君子之风，写《道德经》，有神仙之态。”这是羲之对其书法的自我评价，实为不虚。所谓君子之风、神仙之态，指的就是艺术品的端庄气韵与飘逸神采——书法之美感者是也。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有语言之不能描述之美，横竖撇捺中有图画不能表达之韵，篇章布局中有几何不能测量的完整性。后学者当在笔画体势烂熟于心之后，反复琢磨字里行间所虚存的不可名状的氤氲之气，以期得到熏陶。严格地说，理解这种化成于艺术品之中的流韵意蕴，不能单凭技巧，还需要学识和人品的内在支撑。书法艺术不仅是写好字，还要有一种不可言及的精神境界。
王羲之很关心子女的学养。张怀瓘《书断》云：子敬五六岁时学书，右军潜于后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有趣的是，此时卫夫人依然健在，而且很关注王献之习书的事。宋代姚宽《西溪丛语》云：“卫夫人，王逸少师，善钟（钟繇）法，能正书，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岁已有书意，夫人书《大雅吟》赐之。”这里的夫人，指的是卫夫人，羲之的姨母，献之的姨祖母。看来卫夫人是羲之、献之父子两代书法老师。这位夫人对王家父子的书法可真是尽力尽心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