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琅邪，是个颇具特殊政治色彩的诸侯国。
两汉至于魏晋，凡重量级的王侯几乎都做过琅邪国的王。琅邪所辖范围并不大，但是地位重要，政治名分高贵。琅邪北依青州，南面徐州，西有兖州，都是当时的大郡望。琅邪治所在今临沂城北，而城南四十公里处就是郯城，郯城是当时的东海国的治所。琅邪国所管辖的主要是临沂以东的莒，更远至于胶州、海岱，即今之莒县、五莲、日照。向西至于费县、平邑、泗水。向北则至于阳都、蒙阴、沂源县。再向北，过了沂山就是临淄，那边属于老齐国青州管辖的地盘。
琅邪，一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古邑之名，位于今山东省胶州市琅琊台西北，以山取名。《史记》、《汉书》有记，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会盟诸侯，一度把越国的都城迁至琅琊台。此事史学界多有争论。当时越王之所以有此念头，极可能出于战略攻防之虑。本书所说的琅邪一地，是指山东南部的临沂，是古代的一个郡望。琅邪北依泰山、沂蒙山，东靠大海，向西是孔子故里、鲁国首都曲阜。东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其间沃野千里，水网纵横，自成地理体系，其战略腹地深广，易守难攻，且人口密集，兼得农、工、贸易之便，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看，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
琅邪的历史已久。秦时置琅邪郡，郡治设在琅邪县。东汉，琅邪郡改为琅邪国，治开阳（今临沂老城），辖开阳、缯、东武、东莞、琅邪、西海、莒、东安、阳都、即邱、姑幕等十三个县。琅邪临沂（琅琊国临沂县之简称）自此始称。三国魏时，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琅邪国治开阳。南朝宋时，琅邪郡移治即邱县，北魏因之。
春秋战国时代，这里是齐、鲁、楚三大国的交会处（中间还有过多个时存时亡的小国）。齐鲁楚三国在文化传统上有所不同。齐国重法，讲究功利刑名，崇尚思想智慧。齐人多以建功立业为荣，故名相、大将、能吏层出不穷，如姜子牙、管仲、晏子、齐桓公、孙子、韩信等，他们大率为齐人。鲁文化重名教，讲礼乐，尊秩序，崇尚道德文章，故有周公、孔子、孟子、颜回、荀子、诸葛亮、王祥、王览等贤人贤相。颜氏家族及其后人颜之推、颜真卿等，都是鲁国费县的名人。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鲁国历来被学界奉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重镇，西人称鲁国为“中国的希腊”。琅邪临沂作为鲁国的一部分，必然地继承了这种古风流韵。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士族，无不被这种氛围所浸淫。
文化底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从上古史料可以看出，处于黄河下游的泰沂山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有门类繁多的出土文物佐证。被收藏界奉为圭臬的黑陶、蛋壳陶，就出于此地。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表征。从上古起，东夷地区就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性，这也成为各部落争相兼并的目标。春秋之前，除齐鲁之间的争端，楚国一度占有这一地区。临沂一带出土的文物明显带有楚国的影响，如竹简、编钟、玉器等。由此可见，古代琅邪是齐鲁楚几大国的文化交会之地。沂南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生动地反映了两千多年前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状况。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则说明这里的人讲究藏书，且重视兵法。
山东省沂南县西八里的北寨村有个著名的文化遗址——汉墓画壁。一九五四年出土，史家将之定名为《百戏图》。该图从左至右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演“跳丸弄剑”和“载竿”的。载竿技巧高超，一人额顶十字长竿，上有三儿倒悬，翻转表演。顶竿者脚下尚有七个圆盘，技术指标可谓高难。表演者要瞻上顾下，力量和灵巧均需达到极高水平；第二部分是乐队，有磬、钟、建鼓、琴、埙、排箫等多种乐器，共十五人演奏，可见当时贵族娱乐之盛况；第三部分是“刀山走索”和“鱼龙曼衍”之戏。前者惊险绝伦，一人在高高的大索上拿顶倒立，那大索是用刀尖顶立着的。索之两端各有两人在索上相对表演，一似手挥流星，一似双手执戟。后者气魄雄伟，其形象似巨大鱼龙，又像装扮之大鸟；第四部分是“马戏”和“鼓车”表演，人在马上或做倒立或耍流星，人欢马跃，技巧高超；鼓车隆隆，如闻其声。节目中的手技、倒立、走索、顶竿、马上技艺、车上缘竿等，足见墓主人当年生活之讲究、之精致、之豪华。
位于琅邪国（后来亦称琅邪郡）城北的治所，大约在今日之兰山区白沙埠镇一带。该镇与上述汉画像石之出土地仅一河之隔。从这里过河就是沂南县，汉代画像石《百戏图》出土地离此不远。魏晋时期紧接东汉三国，琅邪的生活情境与此应当没有太大差别，从地理上看，画像石出土地距三国时蜀相诸葛亮的祖籍阳都很近，与南仁里也就一河之隔。春秋后期，楚国的势力曾达到琅邪一带，此地除受齐国重功利、鲁国重礼仪的影响之外，也吸收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追求精致，讲究趣味，崇尚享乐。
两汉数百年，鲁南琅邪一带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经济一度出现过较长时间的兴旺景象，谷物产量可观，社会有所积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耕读是主流生活方式。后经三国时代的混战，经济受到严重创伤，但相对于战火频仍的中原，这里并非“千里无鸡鸣”的杀戮中心。据《临沂县志》记载，该时期琅邪一带已经有了炼铁、陶瓷、开矿等小工业基础，谷物生产丰富，手工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当时的罗庄一带有铁矿，白沙埠的芦席远销青、徐、兖州，朱陈镇的黑陶远销四方。
公元二六五年，西晋统一中国，结束了魏蜀吴三国分裂局面，社会一度安定和平。其后就是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让西晋大伤元气，琅邪也遭受相当大的破坏。但是，国内各家族在**中的损失并不相等。王氏家族是一个多年积累的望族，**中虽有损失，却依然是当地的显贵，其生活方式没有受到根本的破坏。由于王祥、王览兄弟是因意识形态的模范而起家的，在政治风波中不具有尖锐强烈的派系色彩，又在魏晋权力转换中实现了优雅转身，所以免除了多次祸乱。从永嘉南迁王氏将其家宅捐为普照寺这一史料可以推想，当时王家的宅院一定相当豪华，不然不足以单独形成偌大一座寺庙。
王羲之出身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自然也分享到祖荫的福祉。这些福祉，主要表现在：家族地位的优越，家族教育的完备，进入仕途相对容易，等等。可以说，王羲之的成长不仅和当地主流文化有关，也享受到望族大家的诸多好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