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潼关其实不是一座关，而是一张牌。
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它岿然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中的牌还很多。可当它轰然倒下的时候，就会引发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让某种残酷的真相瞬间暴露在玄宗君臣面前。
这种真相就是——李唐的人心散了。
潼关失守后，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华阴（今陕西华县）、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上洛（今陕西商州市）等郡的防御使就纷纷弃城而逃，各地的守军也跟着逃亡一空。从东到西，自北而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帝京长安，孤零零地兀立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看上去就像一面华丽而空洞的旗帜……
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然而玄宗却没有立刻召见。
因为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玄宗料定东征军已经完蛋了，可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命李福德率三千监牧兵驰援潼关。
只要守住潼关，就还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玄宗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瞬就破灭了。
从李福德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次登上瞭望“平安火”的高台，可直到昏暗的暮色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东方的地平线上始终没有燃起他望眼欲穿的那一簇火焰。
看不到平安火，玄宗心头迅速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
很显然，潼关丢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无边的恐惧就像这漆黑的夜色一样，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
六月初十，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潼关已失，长安危急，该怎么办？
其他几个宰执大臣相顾骇然，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杨国忠神色从容，并且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他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跑。
如果在这个动作前面加上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往西南跑。
西南就是巴蜀，当时称为剑南道。众所周知，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之一，因此，一旦关中不宁，这里当然就是流亡朝廷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就暗中命剑南留后崔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作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他随时可以拥着玄宗往剑南跑。
此时此刻，除了逃亡巴蜀，玄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了。
所以，他当即不假思索地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辅重臣、亲近宦官、得宠妃嫔，以及少数皇室成员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皇帝要逃跑，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天子和宰相要跑路，六月十一日，杨国忠特地把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作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何御敌之策。此时，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谁还能有什么对策？他们只能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定夺。
杨国忠撒完烟幕弹后，抹抹眼角的几滴干泪，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了，可皇上就是不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杨国忠还不忘推卸责任。百官们无不在心里问候他的十八代祖宗，可表面上，大伙还是不得不对他唯唯诺诺，因为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个当权宰相能够帮他们指一条活路。
可百官们绝对没有想到，天子和宰相早已决定把他们彻底抛弃了。
这一天，大唐帝京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无论官绅士民，人人惊惶奔走，不知道如何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原本安宁祥和、繁华富庶的长安，此刻只剩下恐慌、混乱和萧条。
六月十二日，早朝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上朝的官员却不到十分之一。为了稳住人心，玄宗还装模作样地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要御驾亲征。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宣布要亲征了。如果说臣民们对前面两次还感到有些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的长安人基本上都是把它当成笑话来听的。“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不过，这个笑话并不能让人莞尔或者捧腹，只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就在玄宗宣布要御驾亲征的这一刻，逃亡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了。这一天，玄宗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其实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鬼，同时命宦官边令诚掌管宫中的所有钥匙，这个间接杀害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凶手，现在也被玄宗抛弃了。
同日，玄宗命快马携诏书先行赶赴剑南，以颍王李璬（玄宗之子）即将前往剑南就任节度使为由，命当地准备好一切接待工作。当天下午，玄宗就搬到了“北内”的一座偏殿里。当时，太极宫称为“西内”，大明宫称为“东内”，兴庆宫称为“南内”。所谓“北内”，估计就是靠近玄武门的地方。玄武门是禁军驻地，玄宗这时候搬到这里来住，显然说明他马上就要开溜了。傍晚时分，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卫六军，赏赐给将士们大量钱帛，另外又让陈玄礼挑选了九百多匹膘肥体壮的御马，以备跑路之用。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少数参与的人，绝大多数官员和百姓都被蒙在了鼓里。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长安已经变成一条撞上冰山的豪华巨轮，而他们的船长早已悄悄解开了独自逃命的救生艇。
过了这个夜晚，绝大多数臣民就将和长安一同沉没。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沉船事件”之一。然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先行逃离的也不是妇女和儿童，而是领导。
六月十三日黎明，李隆基一生中最凄惶的时刻来临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从彻夜难眠的焦虑和不安中走了出来，从数十年的盛世迷梦中走了出来，神色恍惚、步履蹒跚地迈上了那驾前途未卜的马车，迈上了一个太平天子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流亡生涯。一夜之间，这个风流皇帝真的老了。
作为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其实李隆基早就老了，他在叛乱爆发前之所以一直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是因为有盛世伟业的光圈在渲染，还有艺术和爱情的魔力在滋养。如果说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并不能完全画等号的话，那么李隆基的心理年龄顶多只能算是中年。所以，虽然时光的潮水会裹挟着每一个人从出生、成长一直奔向衰老和死亡，但是李隆基的生命河流显然筑起了一道堤坝——由功业、艺术和爱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坝的承重材料，为他成功拦截了数十年的时光潮水，从而有效延缓了生命的衰老。
至少在心理上，在精神状态上，李隆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当安禄山粗暴地将李隆基的生命堤坝一举击碎的时刻，当所有的光圈和魔力遽然消失的时刻，被拦截多年的时光潮水就在李隆基身上发生了某种“泄洪”效应。于是，真相瞬间裸露，一直拒绝衰老的李隆基不得不面对一个客观事实——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二岁的古稀老人。
最惨的是，这个老人现在还要被迫抛弃他的帝京长安，抛弃他的九重宫阙，抛弃他的万千臣民，抛弃他一生追求和经营的一切，凄凄惶惶地亡命天涯！
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事吗？
李隆基不知道。
可残酷的命运马上就会告诉他——有。
上苍不仅要夺走这一切，最终还要夺走他的最爱——杨贵妃。
千乘万骑西南行
这一天，跟随玄宗一起逃亡的人有杨贵妃、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太子、皇子、公主、妃嫔、皇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大臣，此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宦官和宫女。这支逃亡队伍在陈玄礼所率禁军的护卫下，从延秋门（宫城西门）出太极宫，匆忙向西而逃。
当时，只有住在宫内的皇家眷属才有幸跟着玄宗逃出生天，而住在太极宫外的妃嫔、公主、皇子、皇孙等，都被抛弃了，更不用说一般的臣民了。
不过，最后的时刻，玄宗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惦记着老百姓的。
经过左藏（国库）的时候，杨国忠对玄宗说：“烧了吧，免得落到贼人手里。”玄宗满脸哀伤地望着这个曾经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所在，长叹一声道：“算了，如果贼人来了得不到它，必然会劫掠百姓；不如给他们，免得让老百姓受苦。”
玄宗一行出长安西门后，很快就过了西渭桥。队伍刚一过桥，杨国忠立刻命人将桥焚毁。玄宗一见大火燃起，赶紧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当即命高力士带人回去扑火，让他把火灭掉再回头追赶队伍。
玄宗已经不惦记百姓很多年了。这一刻，他终于又想了起来。
这场叛乱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也带给了他一丝久违的清醒。
只不过，这样的清醒来得太晚了。
六月十三这天，尽管整座长安城早已人心惶惶，可还是有一部分忠于职守的朝臣仍然坚持上朝。是日清晨，部分朝臣按时来到宫门，只听宫中报时的更漏依旧清晰可闻，而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和仪仗也如同往常一样肃穆森严。
一切看上去都和往日并无不同。
然而，当片刻后宫门开启，朝臣们一下就蒙了。只见一群又一群的宦官和宫女疯也似的从门里冲了出来，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莫名其妙的朝臣们赶紧拦住一两个追问，才知道皇上已经失踪了。一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聪明的人立马撒腿往家里跑，可还是有一些朝臣不死心，慌忙跑进宫里去找。
然而，此时的皇宫早已炸开了锅，人人自顾不暇，到处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末日景象，哪里去找皇帝的踪影？
长安城就这样天翻地覆了。王公大臣、士绅百姓一个个携妻挈子，争相逃命，而一些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则趁火打劫，冲进平日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宅大院，把那些有钱人来不及带走的东西洗劫一空。有些胆大的暴民甚至骑着小毛驴冲进皇宫，大肆劫掠金银珠宝，还纵火焚烧了左藏库。
面对如此严重的暴乱局面，新任京兆尹崔光远不敢坐视，赶紧和宦官边令诚一起带人灭火，同时紧急任命了一批府、县的代理官员，并派兵捕杀了十几个领头的暴乱分子，才稍稍稳定了社会秩序。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崔光远和边令诚是在尽忠职守，那就把他们看得太高尚了。
实际上，他们早就想好了退路。
玄宗逃亡当天，崔光远就让儿子带上投降书，到洛阳去见安禄山了，同时带过去的，还有玄宗交给边令诚的一大串宫禁重地的钥匙。
你李隆基可以不声不响地脚底抹油，我们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另择明主。
你可以不仁，我们当然可以不义。
没啥好说的，这很公平。
玄宗一行过西渭桥后，继续向西进发。玄宗命宦官王洛卿为前导，告谕沿途郡县准备接待。到了这一天的中午时分，饥肠辘辘的逃亡队伍抵达咸阳的望贤宫。可让玄宗没有想到的是，整个咸阳根本看不到半个接待官员。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咸阳县令和县衙的官吏们早就溜了，就连负责打前站的宦官王洛卿也逃得无影无踪。
玄宗无奈，只好命宦官们在咸阳街头张贴皇帝驾临的告示，希望能有一些忠于朝廷的官吏或百姓出面接待。结果，鼓舞人心的告示贴得满大街都是，响应号召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当皇帝当到了这个份儿上，玄宗真是满心悲凉。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他今天算是深刻领教了。眼看日头已过中天，所有人的午饭都还没着落，玄宗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杨国忠见状，也顾不得自己的宰相颜面了，连忙亲自跑到市场上买了一堆烧饼，权且让天子充饥。
可这些烧饼就算能喂饱玄宗，也喂不饱他身后的一大群金枝玉叶啊。正犯难时，当地一些善良的百姓不忍见天子挨饿，终于挑来了好几担糙米饭，还有一些小麦和大豆。早就饿得眼冒绿光的皇子皇孙们立刻扑上前去，直接用手抓着吃，转眼就把所有食物扫荡一空，可摸了摸肚皮，却感觉还没有吃饱。
对于咸阳父老的雪中送炭之举，玄宗深为感动，赶紧命人拿钱酬谢。众人看着形容憔悴的天子，都忍不住伤心落泪。玄宗一下子悲从中来，也不禁掩面而泣。
献食的百姓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叫郭从谨。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话，一直不知道跟谁倾吐。现在见此情景，他也就不管什么尊卑之礼了，赶紧颤颤巍巍地走到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包藏祸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没人入宫揭发他的阴谋，可陛下却把举报的人诛杀，才导致祸乱的发生，以致陛下不得不流亡到此。从前那些圣主明君，之所以广求天下忠良，使自己耳聪目明，其缘由正是在此。我还记得宋璟当宰相时，屡屡犯颜直谏，天下赖以太平。可是后来，朝中的大臣们再也不敢说真话，只知道阿谀取容，讨陛下欢心，所以宫阙之外的事情，陛下一无所知。我虽为一介草民，也早就料到会有今天，只可惜九重宫阙，森严遥远，区区之心无路上达……要不是事情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又怎能亲睹陛下之面而一诉衷肠呢！”
郭从谨这番话虽然没什么高明之处，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很多人都已经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甚至包括像郭从谨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乡野村夫，都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既然连郭从谨都能察觉，玄宗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呢？
其实，玄宗并不是没有察觉，而是不愿意去察觉。
因为他早就被上天宠坏了，所以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错误。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在替安禄山辩护，其实他是在替自己辩护。换言之，晚年的玄宗表面上越是自负，内心就越是脆弱，所以他不愿从自欺欺人的梦境中醒来。只要在有生之年安禄山不反，他就可以把梦做下去，一直做到驾鹤西归。至于身后事究竟如何，那就不是他考虑的范畴了。虽然这么做很像赌博，可李隆基一生的运气都很好，所以他敢跟老天爷赌这最后一把。
只可惜，这最后一把他输了。
他一生辛辛苦苦赢来的一切，终将在这最后一把中输个精光。
听完咸阳父老郭从谨的一番肺腑之言，玄宗愧悔难当，只好老实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直到送走郭从谨等人，玄宗还是粒米未进。负责膳食的官员跑遍全城去采购，忙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搞了一顿比较像样的御膳。玄宗让所有随从官员先吃，自己挨到了最后才吃。至于那些护驾的禁军将士，玄宗则命他们分散到各个街坊和村落去乞食，约定未时（下午二时）回来集合，然后继续出发。
将近午夜时分，玄宗一行抵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市）。这里比咸阳更不堪，不但县令和官吏逃之夭夭，连老百姓都跑得差不多了。好在老百姓家里还囤积了一些粮食蔬菜，白天没讨到饭吃的禁军将士自己动手，总算饱餐了一顿。
从长安到兴平大概只有六十里路，可玄宗一行却走了一天一夜。而且就在这么短的逃亡路上，随从人员已经逃散大半，就连宦官总管袁思艺（与高力士同任内侍监）也抛弃了他的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之大吉了。
对于此次出逃，很多人显然都不抱希望。在他们看来，跟着落难的皇帝这么跑，就算不被叛军追上，兴许在半路上也会活活饿死。与其这样，还不如拍屁股走人，自己去找一条活路。
后半夜，疲惫不堪的玄宗带着妃嫔、公主，和皇子、皇孙住进了金城附近的驿站。驿卒早就跑光了，驿站里到处黑灯瞎火。昔日养尊处优的这帮皇室成员，此刻也顾不上什么尊严和体面了，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破草席上，你枕着我的大腿，我靠着他的肩膀，顷刻间便已鼾声四起了。
这天夜里，不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还有没有条件单独住在一起。就算有，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拥而眠了。
明天，这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旷世佳偶就将阴阳两隔，生死殊途，从此在各自的轮回路上飘零辗转，纵使相见也不复相识，唯余一脉千古难消的幽幽长恨，任无数后人叹息吟咏……
马嵬驿之变
六月十四日，大约中午时分，玄宗一行走到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马嵬镇）。
这里只是帝国千百个驿站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可没有人会料到，它马上就将因为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永载史册。
行至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们忽然都停了下来，再也不想往前走了。
因为从长安这一路走来，他们已经郁积了太多的不满。
这些禁军官兵都是长安人，仓促跟随玄宗出逃，被迫抛弃了妻儿老小，本来心里就一百个不情愿，加之一路上连饭都吃不饱，更让他们感到委屈和愤怒。于是，他们开始不断抱怨，心中的怒火逐渐升腾，走到马嵬驿时，种种不满的情绪彻底爆发，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
面对群情汹涌的六军将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心中暗暗叫苦。
他知道这回麻烦大了。
此次出逃，他肩上的责任最重。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他既要负责天子、宰相和一大帮皇室成员的安全，又要在将士们吃不饱的情况下号令他们，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火。
此刻，陈玄礼很清楚，如果不能给怒火中烧的六军将士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玄礼心念电转，马上就有了主意。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把矛头指向朝野共愤的杨国忠了。
他随即大声对部众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
此言一出，就像一支火把扔进了柴草堆，六军将士纷纷攘袂高呼：“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旧唐书·杨国忠传》）
诛杀杨国忠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不过，陈玄礼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早在四十多年前，身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就参与了李隆基诛杀韦后的唐隆政变。对于兵变这种事，他自然比一般人更为轻车熟路，可同时也更为成熟和冷静。
他深知，杨国忠是皇帝跟前的头号宠臣，要杀他，就意味着要和皇帝翻脸。换句话说，诛杀宰相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清君侧”，说难听点就是逼宫，就是谋反！陈玄礼可不想背上谋反的罪名，所以，必须为这场兵变寻找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使行动更具合法性。只有这样，陈玄礼才能放手一搏。
那么，谁最有可能作为陈玄礼的政治后台呢？
答案只有一个——太子李亨。
众所周知，早在李林甫当政期间，杨国忠就曾多次充当李林甫的打手，屡兴大狱陷害太子。及至杨国忠当权，他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到了安禄山起兵后，玄宗曾提出要让太子监国，甚至流露了传位之意，可最后还是被杨国忠搅黄了。所以，太子李亨与杨国忠可谓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主意已定，陈玄礼立刻找到东宫宦官李辅国，通过他向太子汇报了诛杀杨国忠的计划。
得知陈玄礼的计划后，李亨心里自然是极度赞同的，可他很聪明，他知道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不留神就可能引火烧身。所以，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表态，更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当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不反对就等于默许。陈玄礼心领神会，遂下定决心动手。
恰巧在这个时候，随同玄宗从长安逃出来的一批吐蕃使节正围在杨国忠马前诉苦，说他们找不到吃的，让宰相帮他们解决饿肚子问题。杨国忠大不耐烦，正准备打马走开。陈玄礼见状，顿时灵机一动，忽然回头对部众大喊：“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杀了他！”
士兵们随即一拥而上，有人马上张弓放箭，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国忠大惊失色，慌忙掉头而逃。可他刚刚窜进驿站的西门内，哗变士兵就追上了他，一人一刀下去，转眼就把他砍成了一堆肉酱。随后，余恨未消的士兵们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了驿站的大门上。
天宝末年最得宠最拉风的一个宰相，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而且死得比谁都难看。
其实，把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杨国忠，是当时的人们冤枉了他，甚至可以说是高抬了他。
因为，他远远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果真要追究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唐玄宗李隆基肯定是一号人物，其次是一代权相李林甫，最后才能轮到杨国忠。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把吃饱的感觉归功于第三个馒头。这句话乍一看不太好理解，可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为它找一个最近的、最浅显的原因，而忽视一些较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再打个比方。一根稻草肯定压不垮骆驼，可要是一根接一根往上加，最后总有一根会把它压垮。这时候就会有人把骆驼的垮掉，归罪于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盛世唐朝为何垮掉这个问题上，杨国忠就是人们眼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不幸的“第三个馒头”。
杨国忠之所以引起公愤并最终死于非命，原因不过如此。
哗变士兵杀了杨国忠后，愤怒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又生出了一种发泄和杀戮的快感。
杀一个人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那就干脆把平时看不顺眼的家伙通通杀了！反正事情已经闹开了，索性就把它闹大！
于是，局面开始失控了。
乱兵们紧接着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崔方进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面无人色，可还是放不下领导的架子，哆哆嗦嗦地指着士兵们说：“你们怎么敢杀害宰相？”
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就飞离了身躯。
另一个宰相韦见素听见外面闹得鸡飞狗跳，赶紧跑出来看个究竟。乱兵们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韦见素当即血流满面，所幸士兵中有人喊说：“不要伤害韦相爷！”并出手相救，韦见素才得以逃过一死。
当时，玄宗在驿站内惊闻外面扰攘喧哗，忙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侍从人员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听说是宰相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士兵们杀了。玄宗大为震惊，但也无可奈何。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尽力安抚哗变士兵，以免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
此时，哗变士兵已经把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玄宗拄着手杖，趿拉着便鞋，踉踉跄跄地来到驿站门口，跟凶神恶煞的士兵们说了一大堆好话，劝他们各自回营。
可大兵们却一个个鼻孔朝天，对皇帝的一番好言好语置若罔闻。玄宗无奈，只好让高力士出面，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片刻后，高力士把答案带回来了。他转达陈玄礼的话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此言犹如五雷轰顶，让玄宗顿觉天旋地转。
玄宗万万没有料到，士兵们到最后竟然会把矛头指向杨贵妃！
在玄宗看来，杨玉环只不过是个女人，而且从来没有干预朝政，你们何苦跟她过不去呢？
然而，这只是玄宗的个人想法。
在当时的人看来，正因为杨玉环是个女人，而且有着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才会让玄宗坠入情网、不可自拔，从而荒废朝政、宠任奸佞，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给天下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杨玉环就跟历史上的妲己、褒姒、赵飞燕姐妹一样，属于红颜惑主、狐媚误国的典型。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告诉他们，我自有处置。”玄宗有气无力地对高力士说，然后转身踱回驿站。
在大门后面，玄宗避开众人的视线，一个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默默伫立了很久。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骄傲而脆弱的灵魂正在战栗和哭泣。
此刻，没有人看见一颗热烈而苍凉的心正在瓣瓣碎裂、涓涓滴血。
许久，韦见素的儿子、时任京兆司录的韦谔才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伏地叩首说：“如今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愿陛下速决！”
玄宗抬起一双浑浊无光的眸子看了看韦谔，用一种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的声音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很显然，玄宗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其实他也知道，今天这些哗变士兵要是达不到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明知如此，他还是要作最后的挣扎——就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行将溺毙之前所作的那种无望的挣扎。
驿站外不断传来哗变将士烦躁不安的叫骂声，局面随时有可能再度失控。
最后的时刻，最了解玄宗也最忠于玄宗的老奴高力士不得不开口了。他走到玄宗身边，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贵妃自然是没有罪，可将士们既然已经杀了国忠，又岂能让贵妃安然无恙地留在陛下左右？请陛下慎重考虑，只有将士们安定下来，陛下才有安全可言。
高力士的话一下子说中了要害。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杨贵妃有没有参与杨国忠谋反的问题，而是既然将士们铁定了心要杀贵妃，陛下您究竟作何选择的问题。
——要么忍痛割爱，壮士断腕；要么和贵妃同生共死，双双归西！
不是A就是B，没有第三种选择。
至此，李隆基终于绝望。
他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了一间幽静的佛堂里，在此与爱人诀别。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人对泣片刻，仿佛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杨贵妃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凄然一笑，说：“愿皇上保重，妾身有负国恩，虽死无恨。”
李隆基哽咽着说：“愿妃子善地受生……”话音未落，他便艰难地转过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同时朝身后的高力士做了个手势。
杨贵妃跪在佛像前，平静地做完最后一次礼拜。然后，高力士手中的三尺白绫就套上了她的脖颈……
一代绝世红颜就此香消玉殒。
李隆基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十六年前，高力
士负责把杨玉环带到了玄宗身边；十六年后，他又负责把杨玉环从玄宗的身边带走。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惊艳最华丽的部分，从此便永远凝固在了泛黄的史册中。
如果说盛唐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巅峰，那么杨玉环就是绝顶之上一朵灼灼绽放的盛世牡丹。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是幸运的。因为，正是有了富贵雍容的盛世作为底色，她的爱情故事才会被渲染得如此鲜艳妖娆；正是有了锦绣华章的时代作为舞台，她的生命之舞才会摇曳得如此绚丽多姿、华美无双。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盛世背后就是乱世的深渊，因为霓裳羽衣歌舞未歇，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刹那之间，盛世崩塌，红颜凋零。当初的艺术和爱情越是令人心醉，此刻的诀别和死亡就越是令人断肠……
传统史家多把盛世的终结归咎于红颜祸主、狐媚误国，却从来不曾细想：这一介红颜，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住，又怎堪为盛世的终结承担罪责？
究其实，她只是被迫为夭折的盛世殉葬罢了。
杨贵妃一死，马嵬驿之变也随之画上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句号。
玄宗命人把杨贵妃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庭院里，让陈玄礼等人前来“验明正身”。见皇帝已经作出这么大的妥协，陈玄礼等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摘下甲胄，向玄宗叩首请罪。玄宗强打着精神敷衍了几句，命他们回去安抚好各自的部众，准备次日出发，继续西行。
杨国忠与长子杨暄被乱刀砍死于马嵬驿后，其他亲属也没能逃脱灭顶之灾。事发当天，他的妻子裴柔、情人虢国夫人，以及虢国夫人的一双儿女，虽然侥幸逃出了马嵬驿，一口气跑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陈仓镇），可最后还是被陈仓县令薛景仙派人一一捕杀。此后，杨国忠的另外几个儿子先后逃亡各地，也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
安史之乱爆发才半年多，跋扈宰相杨国忠便满门皆灭。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国忠进京算起，他的发迹史前后也不过十二年；而专权的时间更短，满打满算也才四年。想当初，杨氏一门的荣华富贵令多少世人眼红和羡慕，可转眼之间，一切就都灰飞烟灭了。
分道扬镳：你往何处去？
六月十五日清晨，盛夏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夜无眠的玄宗拖着近乎虚脱的身躯登上了西行的马车。
此� �的李隆基就像是一具被掏空了的皮囊。他分明感觉，自己的灵魂早已跟着杨玉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人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李隆基只是希望，那里不再有战争和杀戮，不再有阴谋和死亡，那里的爱情之花永不凋谢，那里的《霓裳羽衣》永不散场……
当然，尽管李隆基对那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可他对眼前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却仍旧充满了眷恋。
这样的心态很矛盾，也很让人纠结。
可李隆基没有办法。
毕竟他仍然是皇帝，这世上值得他眷恋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他承担的东西也还很多。所以，他只能拖着这具丢失了灵魂的皮囊，继续踏上凄凄惶惶的流亡之路，继续走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远方。
这天早上，当玄宗的銮驾刚刚走出驿站门口，队伍就忽然停滞不前了。因为禁军官兵又不想走了。
准确地说，是他们不想往西南方向走。官兵们说，剑南是杨国忠的地盘，那里的将领都是杨的死党，如今他们杀了杨国忠，去剑南岂不是自寻死路？
所以，他们坚决不去。
可是，不去剑南又能去哪呢？
官兵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去河西或陇右，有的说去朔方的灵武，有的说去河东的太原，有的说干脆哪也不去了，往回走，杀回长安城！
玄宗蒙了。
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真是一点没错。面对这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玄宗真是彻底无语了。在他看来，除了蜀地，上面说的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至于说杀回长安，那就更是近乎脑残的无稽之谈了！
可玄宗心里这么想，嘴上却一个字也不敢说。因为昨天发生的一切犹在目前，所以他只能眉头紧锁，嘴巴紧闭，用沉默表示抗议。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刚刚被玄宗任命为御史中丞兼置顿使的韦谔发话了。他说：“要想回京师，就必须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眼下我们根本没这个实力，不如暂且先到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再慢慢商量下一步去哪里。”
这是一个暂时化解僵局的折中方案。因为扶风是一个南北枢纽，既可以由此北上，前往河、陇、朔方，也可以由此入蜀。玄宗就此方案询问众人，官兵们也都没什么意见，于是队伍即刻开拔。
可是，玄宗一行刚走出没多远，就不得不又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的路被一群老百姓堵住了。
玄宗无奈，只好迈下车辇，换乘一匹马，来到队伍前端。挡路的百姓立刻拥上前去，说：“长安宫阙，是陛下的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的祖坟。陛下抛弃居所和祖坟，又能往哪里去呢？”
玄宗手握缰绳，骑在马上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仍然不知道应该跟父老们说些什么，只好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安抚他们，自己赶紧拍马先走了。此时的玄宗当然不会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太子李亨就将与他分道扬镳了。
随着他们父子的分途，属于玄宗的辉煌时代将黯然收场，而新一页的唐朝历史也将悄然掀开。
当地父老眼见天子绝尘而去，马上又缠住太子，说：“皇上既不肯留，我等愿率子弟追随殿下，讨伐叛贼，收复长安。倘若殿下和皇上都到了蜀地，那么偌大的中原，又有谁来替百姓当家做主？”
太子李亨面露难色，沉默不语。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村镇涌来了数千个手拿镰刀锄头的青壮农民，一下子把他和随从团团围住，说什么也不让他们离开。
李亨想了半天，才找了一个理由，说：“皇上远涉险阻，我又怎能安心离开他？何况，我还没有当面跟皇上辞行，最后是去是留，还是要听皇上的旨意。”李亨话刚说完，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然后一边抹泪一边就想拍马走人。
当然，他没能走掉。
因为又有三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们是广平王李俶（李亨长子）、建宁王李倓（李亨第三子）和宦官李辅国。
三个人死死拉住李亨的马头，说：“逆胡进犯宫阙，四海分崩离析，不依靠人心，何以兴复社稷！今日殿下若跟随皇上入蜀，叛军必定烧毁栈道，断绝蜀地与关中的交通，如此一来，无异于把中原拱手让给贼人。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重新凝聚，到时候想回都回不来了！而今之计，只有集结西北的边防军，再召回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联合东征，讨伐叛军，克复二京，平定四海，使社稷宗庙转危为安，再修复宫室迎回天子，岂非人间之大孝，又何必执着于区区儿女之情？”
见此情形，李亨不得不点头同意，随后便让广平王李俶去跟玄宗禀报。玄宗带着队伍走了一段路后，就停下来等太子。可左等右等，最后却等到了太子准备与他分道扬镳的消息。
玄宗摇头苦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天意、天意、天意……
随后，玄宗从护驾的禁军中拨出两千人马，让他们去跟随太子，并告谕将士说，“太子仁孝，足以担当社稷，你们要好好辅佐他。”接着又命人转告太子，“你努力去做，别挂念我，西北的那些胡人将领，我历来待他们不薄，相信一定会效命于你。”最后，玄宗又让人向李亨转达了传位之意。
李亨闻言，赶紧派人回禀，表示自己绝不接受传位之命。
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
短短一个月后，李亨就在部众的劝进下，“遵马嵬之命”，在灵武登基即位了。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嵬驿“父老遮留”的这一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灵武即位。
正因为此，所以后人普遍认为，“父老遮留”其实是李亨导演的一出戏，目的是为了脱离玄宗，以便寻找机会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嵬驿之变”也是李亨一手策划的。因为从“马嵬之变”到“父老遮留”，再到“灵武即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条贯穿其间。也就是说，其内在动因都是李亨要从玄宗手中夺取天子大权。
那么，真相是否如此呢？
说李亨是“马嵬之变”的幕后主使，在逻辑上固然可以成立，但证据并不充分。综观涉及这一事件的相关史料，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李亨并非事变主谋，他只是事先知情，并对陈玄礼的行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亨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同谋，不能算主谋。
至于“父老遮留”这一幕，则极有可能是李亨策划的。其因有三：
首先，玄宗幸蜀这一年，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入主东宫也已整整十八年，对于这样一个老太子来说，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登基即位了。可是，如果跟随玄宗流亡巴蜀，即位之事必然要被无限期地推迟。所以，李亨肯定要想办法脱离玄宗。
其次，剑南是杨国忠的地盘，而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朝野共知，虽然现在杨国忠死了，可李亨仍然会跟大多数禁军将士一样，担心自己入蜀之后的命运。就算杨国忠的旧部不为难他，但终究是寄人篱下，做任何事情都放不开手脚。倘若如此，不要说何时才能轮到他当皇帝，即便是固有的太子权威也将大打折扣。所以，李亨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随玄宗入蜀。
最后，玄宗在巴蜀建立流亡朝廷，固然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获得一时之苟安，但是凡事利弊相生——既然叛军不容易打进来，你唐军当然也不容易打出去。就像那些劝留的百姓所说的那样，要是玄宗父子都躲到巴蜀去了，那就等于把中原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安禄山。换句话说，一旦李唐的流亡朝廷龟缩在西南一隅，那么四方的平叛力量极有可能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所谓的“收复两京、中兴社稷”也只能流于空谈。对此，李亨不可能没有忧患之思。所以，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是仅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出发，李亨也必须与玄宗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据《旧唐书·李辅国传》称，马嵬之变后，“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史料上看，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道扬镳，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绝非出于偶然。
既然李亨与玄宗分手是势在必行之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要以什么方式、什么借口来分？
这里有两条高压线是绝对碰不得的：一、不能引起玄宗的不快和猜疑；二、不能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那么，要怎么做才妥当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意”来说话。
如何显示民意呢？
那当然就要把老百姓请出来了。因此，李亨才会与儿子李俶、李倓及心腹宦官李辅国精心设计了“父老遮留”的一幕。有了这一幕，就足以表明李亨是在被动与无奈的情况下与玄宗分手的；并且只有这样子，才能表明李亨秉承了天意，顺应了民心，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为日后的“擅自即位、另立朝廷”奠定必要的舆论基础。
和太子分手后，玄宗继续西行，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还没等他喘口气，就听说叛军前锋已经逼近，玄宗不敢停留，又一口气逃到了扶风。
到了扶风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该往何处去？
禁军官兵们不但不想去剑南，而且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护驾之事越来越感到厌倦，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满天飞，连咒骂天子的话都出笼了。陈玄礼竭力想平息将士们的怨气，无奈到了这种时候，他的权威也已经大打折扣，士兵们几乎都不听他的。
眼看又一场马嵬之变行将爆发，玄宗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万分庆幸的是，几天后，从剑南运来了十余万匹进贡的彩帛，恰好运抵扶风。玄宗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命人把所有彩帛陈列在城楼下，然后集合禁军官兵，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
玄宗说：“朕这些年老糊涂了，所用非人，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至此。朕知道，你们仓促跟朕离开长安，不得不与父母妻子诀别，一路跋涉到这里，身心都已疲惫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你们。从这里到蜀地的路还很远，而且那里郡县狭小，恐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你们各自回家，朕就和皇子、皇孙、宦官们继续西行，相信自己也能走到。今日，朕就与诸位在此别过，请大家把这些彩帛分了，作为路上的盘缠。你们回到长安后，见到父母和家乡父老，请转达朕对他们的问候。从今往后，大家各自珍重吧！”
这番话说完，玄宗已经泪如雨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足以打动人心的悲情牌。虽然这张牌不乏欲擒故纵的意味，但我们决不能怀疑李隆基此刻的真诚。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李隆基和所有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有骄傲而虚假的面具也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剥落。所以这一刻，与其说李隆基是在用皇帝的身份跟将士们讲话，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人们进行忏悔和告白。
因此，在这番真情告白中，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皇帝经常使用的套话和空话，而是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一个老人的内心。换言之，我们听到了人话，感受到了一些有温度的东西。
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总是喜欢有温度的东西，也总是厌恶空洞的政治说教。
所以，将士们当场被感动了。
当玄宗在城楼上泣下沾襟的时刻，楼下的将士们也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他们齐声高呼：“臣等无论生死，决意跟随陛下，绝不敢有二心！”
玄宗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去留听卿。”（《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从这一天起，所有的牢骚怪话就自动消失了，再也没有人咒骂皇帝，也没有人吵着要回长安了。当然，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安抚效果，那十余万匹彩帛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便已经是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落魄天子，唐玄宗李隆基的人格魅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其政治号召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成功导演了“父老遮留”的一幕后，李亨虽然如愿以偿地脱离了玄宗，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同样是——该往何处去？
偌大的天下，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龙兴之地”？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马嵬驿上空黑云漫卷，驿站周围那些茂密的野草在狂乱的风中东摇西摆，发出一阵阵令人烦躁的哗哗声。
广平王李俶看了看神色凝重、一言不发的父亲，又看了看闷声不响的众人，微微干咳几声，头一个打破了沉默：“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大家有什么打算？”
众人抬眼瞥了一下李俶，又瞥了一眼太子，心里都没有主意。
建宁王李倓用一种锐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众人，见没人吭声，便朗声说道：“殿下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当地文武官员每年都有进京拜见，我和他们见过一两次面，约略记得一些人的姓名。如今，河西、陇右的部众（指哥舒翰驻潼关兵团）基本都已战败投降，留守河、陇的士卒中，多数人的父兄子弟身处贼营，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不生异心。相比之下，朔方距离此地最近，而且兵马强盛，眼下叛军刚刚占据长安，正忙着抢劫掳掠，暂时无暇扩张地盘，我们应利用这个时间火速赶往朔方，以此为根据地，再慢慢规划复兴大业。”
其实，李俶、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早就商量好了去处，此刻的这番问答，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说服众人而已。
众人闻言，皆称善。而对于太子李亨来说，尽管他并不觉得朔方就一定安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的选择。随后，太子集合队伍，下令往西北方向进发。
入夜，太子一行刚刚走到渭水河畔，便与潼关溃退下来的一支残兵猝然遭遇。由于夜色漆黑，咫尺莫辨，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燕军，于是大打出手。一场激战过后，双方都死伤过半，最后定睛细看，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李亨把两边的残部集合到一块，沿着河畔找到一处水位较浅的河段，然后骑马横渡。没有坐骑的官兵涉不过去，只好挥泪回到南岸，眼睁睁看着太子一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
李亨率众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由于担心燕军追击，太子一行拼命狂奔，一昼夜疾驰三百余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和器械已亡失过半，剩下来的部众不过几百个人。进入新平后，李亨听说当地太守薛羽已经先他一步弃城而逃，顿时勃然大怒，即刻命人追击，硬是把薛羽抓回来一刀咔嚓了。当天，李亨又进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当地太守徐瑴同样弃城而逃，李亨照例将其捕杀。
一连杀了两个太守，李亨自己都有些困惑了。
难道李唐的人心就这么散了，再也无从收拾了吗？
难道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拯救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李亨并不太长的余生中，他将耗尽生命中全部的力量和心血，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肃宗登基
燕军攻克潼关后，安禄山压根就没料到玄宗会在第一时间逃跑。他以为燕军与唐军在长安必有一场恶战，所以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命崔乾祐暂守潼关，等待大军集结。
直到崔光远的儿子揣着降表屁颠屁颠地跑到洛阳时，安禄山才得知：原来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安禄山不禁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他完全没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个人，更没想到长安会如此轻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随后，安禄山即命心腹大将孙孝哲、中书令张通儒率军前去接收。
天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长安。安禄山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旧让崔光远担任京兆尹，命将领安忠顺率兵进驻皇宫御苑，同时让孙孝哲统御关中诸将。由于孙孝哲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因而燕朝的文武将吏都对他忌惮三分，连宰相兼西京留守张通儒也不得不受他节制。
长安既然落入孙孝哲这种武夫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的日子，凡是跟随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将相，其滞留长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无论男女老幼均被砍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燕军士兵在长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会抓获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以及藏匿在宫外的妃嫔、宦官和宫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数百辆囚车被全副武装的燕军士兵从长安押解到洛阳。囚车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号，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骂，有的一脸麻木，可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眼中却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绝望。
当然，长安城中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不会被押上囚车，更不会感到绝望的。
他们就是变节者。
为首的是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
自从杨国忠当权后，陈希烈就靠边站了，所以他一直对玄宗怀恨在心；而驸马张垍曾得到玄宗的口头承诺，说要封他为宰相，结果始终没有兑现，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对于这样一些旧政权的失意者来说，长安沦陷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咸鱼翻身、扬眉吐气的良机。所以，燕军一进入长安，他们便忙不迭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犹豫地当了“唐奸”。
不过，这唐奸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像陈希烈、张垍之流，都是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安禄山需要他们来为新朝做广告，让人们对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会接纳他们。换句话说，想当唐奸也是要有资格的，假如没什么利用价值，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囚车和铡刀。
对于陈希烈、张垍等人的“弃暗投明”之举，安禄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即任命他们为燕朝宰相。此外，还有一些较具声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禄山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转眼间，安禄山就在长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朝廷，大明宫的城楼上插满了燕朝的旗帜。
这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丢掉帝京长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脏。
然而，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宫的城楼上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而那些旗帜也将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眼睛。
此刻，距安禄山范阳起兵不过八个月，燕朝已然据有两京，且“西胁汧、陇（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南侵江、汉（华中地区），北割河东（河北、山西）之半”，俨然已经占据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禄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残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将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实证明，安禄山不会得逞。
因为他的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却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称燕军占据长安后，“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无论是安禄山本人，还是他麾下的文武将吏，都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缺乏一种包容四海、抚驭万民的气魄和胸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禄山即便登基称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统治者；即便他占据了东、西两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终究只是一个拥兵割地的草头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盘，没有天下；只有权谋，没有政治；只有霸术，没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入据长安非但不是安禄山走向胜利的一个标志，反而是他步入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正当燕军在长安日夜纵酒、纸醉金迷的时候，玄宗一行已经越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同日，剑南副节度使崔圆也带着奏表赶到河池迎接圣驾。他的奏表洋洋洒洒，但中心思想只有八个字：“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玄宗龙颜大悦，当场擢升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在河池休整数日后，玄宗便在崔圆的护卫下启程入蜀。
差不多与玄宗入蜀同时，太子李亨也已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县），进入了朔方的辖区。朔方留后杜鸿渐得到消息，当即敏锐地意识到——太子分兵北上，自立门户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时候，只要把太子迎到朔方，并拥戴太子即位，自己就能成为新朝的首功之臣。
他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随后，杜鸿渐即刻派人赶赴平凉，向李亨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草、布帛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数日后，杜鸿渐又亲自到平凉迎接李亨，说：“朔方军乃天下劲旅，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都在坚守，等待着复兴的时刻。殿下只要前往灵武（朔方治所），训练军队，同时传檄四方，聚拢人心，讨平逆贼指日可待。”
应该说，从马嵬驿北上时，李亨对于朔方将吏的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四方郡县仍在坚守的固然不少，可开门降贼或弃城而逃的恐怕更多！尤其是从长安出来的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无不让李亨感到心寒。这些日子以来，李亨的内心其实一直被悲观和怀疑的阴云所笼罩。正因为此，几天前路过新平和安定时，他才会愤然杀掉那两个贪生怕死的太守。李亨这么做与其说是在维护朝纲、杀一儆百，还不如说是在发泄内心的抑郁和愤懑。
不过现在，李亨总算感到了些许欣慰。
因为杜鸿渐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实在超乎他的意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连日来悲观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增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七月初九，在杜鸿渐的陪同下，李亨一行终于安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可是，刚一到灵武，有一件事就引起了李亨的不快。
原来，杜鸿渐在得到太子抵达平凉的消息时，就已经吩咐属下设置了一座行宫，里面的装饰、器物、帷帐等等，全部仿造长安皇宫，搞得相当奢华。李亨抵达灵武后，每顿膳食也都备足了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其规格和排场几乎不亚于天子御膳。
在李亨看来，杜鸿渐这么搞实在是太离谱了。
国难当头之际，你搞这么多花样干吗？这显然违背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利于李亨收揽人心；其次，你杜鸿渐想拍马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拍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啊！你就不能务实一点，别玩这些虚的？
李亨很生气，随即命杜鸿渐把这些没用的花架子通通撤除了。
李亨不想要花架子，是因为他想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皇位，就是他已经渴望了整整十八年的天子之位。
从个人角度来讲，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蹉跎了；从当时的整个天下大势来看，李亨也必须当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李亨就没有资格号令四方，没有资格领导李唐的臣民们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平叛战争！
可是，尽管玄宗在长安和马嵬驿先后有过几次口头上的传位之命，可那毕竟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正式的传位诏书。在此情况下，李亨如果在灵武自行即位，就有“擅立”之嫌，根本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也严重违背了古代的伦理纲常，足以招致“不忠不孝、无君无父”的骂名。
因此，李亨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杜鸿渐给他搞的这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拥立和劝进！
虽然这样子坐上大位显得合法性不足，但李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现在只能先把号令天下的旗帜立起来，至于那些合法性的东西，以后再找机会慢慢弥补。
先上车，后补票！
杜鸿渐把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着实尴尬了几天，可他这个人很聪明，马上就意识到太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随后，杜鸿渐就与另一个官员裴冕联名，率领朔方的所有文武官员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当然，他们的请愿马上被太子婉拒了。可他们锲而不舍，又由裴冕出面向太子进言：“跟随殿下的将士都是关中人，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追随殿下到此大漠边塞，就是希望为国家立下尺寸之功。如果不能及时凝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因此，为了社稷安危和平叛大业，请殿下务必听从民意、随顺人心！”
随后，裴冕等人又连续劝进，李亨当然是一一拒绝。直到他们递上第五封劝进书的时候，李亨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要当皇帝的时候，都需要手下人跟他们一起玩这套“欲迎还拒，一唱三叹”的劝进游戏。像李亨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当然更需要这套东西来弥补合法性的不足。别人往往是“三劝”就把屁股挪到皇帝宝座上了，而李亨足足“五劝”！
天宝十五年（公元75
6年）七月十二日，亦即抵达灵武的三天后，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碜的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按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
在登基大典上，群臣欢喜舞蹈，李亨也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同日，李亨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玄宗为太上皇。
对此毫不知情的玄宗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了，属于他的天宝时代也就此成为了历史。当然，除了朔方的军民，基本上没人知道大唐天子已经从李隆基变成了李亨，更不知道这一年的年号已经从“天宝”变成了“至德”。
即位当天，肃宗便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为中书舍人，其他将吏也各有任命。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当时的肃宗麾下，仅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上朝的时候，官员们都站得稀稀拉拉的，怎么看都是个山寨版的朝廷。
当时有一个朔方将领叫管崇嗣，根本没把这个山寨版朝廷当一回事，上朝时居然背对肃宗而坐，还跟其他人嘻嘻哈哈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见状，立刻发起弹劾，并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就把管崇嗣放了。
值此非常时期，李亨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武将治罪。不管天子尊严受到了多大的蔑视，他也只能忍着；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和窘迫，他也只能撑着。
作为一个身逢乱世并且是非正常即位的天子，李亨别无选择。
有趣的是，就在肃宗灵武即位的三天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还在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发布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命他“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为各个方面的节度大使（皆一人统领数道），并授予他们“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之权。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宗仍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仍然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平叛力量。
这是唐朝历史上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儿子不待传位而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父亲却仍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到底谁该听谁的？
玄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四方臣民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直到这份诏书发布，人们才知道天子所身在何处。可是，就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传遍四方，李唐的臣民们不禁纳闷——往后的日子，我们又该听谁的？
灵武：帝国的灵魂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初二，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 ，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个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从潼关失守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随之出现了重大逆转。
本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正在博陵围攻史思明，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也正准备自柳城南下，与郭、李兵团遥相呼应，夹攻燕军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河北。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安危，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围，率主力撤出河北战场，自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备随时回援关中。
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七千余人。刘正臣慌忙抛弃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
唐军主力既已撤离，河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任常山太守的王俌第一时间丧失了坚守的意志和决心。倒也不能全怪他贪生怕死，实在是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从附近地区招募的一些民团，其战斗力与郭、李兵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是燕军的对手。所以，王俌决意向燕军投降。
然而，王俌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些部将觉察。随后，诸将合谋，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杀了王俌，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诸将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不投降，单单靠手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御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友军求援。
当时，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乌承恩麾下有一支三千人的朔方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身经百战，个个有以一当十之勇。常山诸将随即派人前往信都，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来自常山的使者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乌承恩始终不为所动，硬是不肯挪窝。
数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守。攻到第十天时，唐军终于宣布投降。史思明大喜过望，立刻入城准备接收。可就在他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只好从城楼上纵身跃下，被鹿角（削尖的木桩）刺伤左胸，连夜逃回博陵。
唐军的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迫使史思明不得不退却，但此时的唐军将士心里都很清楚，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诈降的手段是可一不可再的，到时候，九门至常山一线注定要落入燕军手中。
进而言之，没有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河北迟早是史思明的天下！
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于十日攻克。城陷之日，史思明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人。随后，燕军乘胜进围藁城。二十日，藁城陷落。
九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于五日将其攻陷，随即猛攻常山。十天后，常山陷落。燕军再度屠城，又杀了数千人。
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唐军的士气又一次落入了低谷。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他就是一直在平原郡坚持抗战的颜真卿。
得到消息后，颜真卿惊喜交加，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藏在“蜡丸”（古代传送秘密文件的惯用方式）中，派人送到了灵武。肃宗见表，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并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等职，然后同样以蜡丸形式把诏书下达到了平原郡。
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
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
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
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
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
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
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
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作“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