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发生后的许久，都没有人明白其中的原因。一段时间，连王强也没搞清孙老总会对刘大民网开一面。原来，刘大民从李家畔回来后，找了一趟孙老总：“刘满妄说王灵娃是共产党，他这个人嘴里没实话，你不要信他。族里人叫我来说情，救我嫂子一命，老总你看能不能不追究这个事了？”
孙老总很为难：“别的事好说，牵扯到共产党，难办！”
刘大民说：“刘满的话靠不住，他要是真花了红军的钱，红军能饶了他？这个人，不晓得出去干下了甚瞎事了，寻理由上寨子里躲避。”
孙老总心里十分清楚，刘满在这个事上没有撒谎。不过，既然县里和军方都把灵娃当皮球踢，就是说，眼下的局势恐怕是有些不妙，不如顺水推舟给刘大民个人情，也给自己留条后路。王灵娃只要不死，没有离开蟠龙街，什么时候都是他的板上肉，刀下菜。
刘大民进一步说：“唉，我求你办这么大的事，按说不能空着两手来，只是我家的情况你也晓得。不过，我这人说话算数，不会让你白出力的。”
孙老总说：“咱们都是明白人，话说到这里，我给你交个底，张营长叫我就地枪毙王灵娃，我下不了手，当地人，又是个女人。你以后叫她收敛一些，女人家嘛，不要疯疯张张的，再叫人告了上去，我真没有办法保她。”
王灵娃过了鬼门关，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这个事情刘大民没有和任何人，包括王灵娃说过，但还是被一些人晓得了。尚文和王强问刘大民时，刘大民说：“事情没有那么邪乎，怪他吉老大不长眼。”
王强批评刘大民：“你这个事情做得没有原则，孙老总是咱们的敌人，咋跟他做这种交易？”
刘大民不同意：“王灵娃是咱们的同志，咱们不救她谁救她？”
两人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各人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各人都有自己的为人标准，争吵得很不愉快。后来，尚文从中调停。尚文说：“你们说救灵娃从整体上对党对赤卫军有没有好处？”
刘大民说：“有好处，挽救了一个同志的生命，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王强说：“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让群众觉得我们和敌人勾勾搭搭。”王强把这件事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尚文和刘大民来说闻所未闻。
刘大民十分不解：“我们不就是要寻找各种机会吗？不寻找机会咋样和敌人斗争？”
王强也无法回答刘大民的质问，鸡和鸭对话，这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大民和尚文毕竟是农民，拥有的只是一些农民的智慧，对他们讲理论没有用。他叹了口气说：“算了，你们一下子也理解不了，以后遇上这种事，不能自作主张。”
尚文说：“你是领导，我们不好反对你，你原则性强，但是我同意刘大民的做法。虽然想不通，我还是和大民向你，向组织做检讨，以后不干这种事了。”
王强说：“我接受你们的检讨。不管是谁，以后做事一定要有原则，千万不要感情用事，这种做法会给组织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刘大民十分郁闷，不仅仅是王强批评了他，主要是在组建新农会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安定县的农会是在民国十四年时建立的，当时是开明县长张凤梧主持，由谢浩茹协办的，后来县长更迭，对各地的农会失去了控制，虽然名以上归县长领导，实际上沦为了地方上的民间组织，有些农会被地方上的豪强控制，他们不同意当局的做法，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欢迎红军打土豪减租减息，反过来却排斥共产党在农会中的影响。有些乡村农会各行其是，自作主张，打土豪时要求赤卫军配合，一旦把土豪斗垮翻脸不认人。有些人甚至欺男霸女，成了新的豪强，地痞。刘大民费尽周折，在五月中，才帮助建立了一些愿意接受共产党指导的新农会，占不到全区的半数村庄。预计中的全区农民代表大会无法召开。他把情况向王强作了汇报，请王强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请示下一步工作该咋做？
王强也没有好办法。他虽然阅读过毛泽东的有关农**动的著述，但真要用来指导工作，又套不到一起。有句老话说：无利不早起。如果农民不能从共产党、红军那里得到利益的话，让他们追随确实有些困难。目下的现状是，陕北特委虽然有了土改法大纲，但基本上没有执行，仅仅限制在减租减息上，穷人们依然要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加上时局反复变化，你今天斗了地主，要求减租减息，过几天，孙老总到村里走一回，或者白军路过，地主老财的腰杆子立即挺了起来，有些胆小的穷人，赶忙去给地主老财承认错误，讨好人家。现有的农会不能成为穷人的靠山，群众也就对农会没有多大的兴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