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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象是终于才下定了决心似地说道，还是跟兄弟们说说亲信吧。
或许由于曾做过而且正做着别人的亲信又有过而且正发展着自己的亲信，便能够对“亲信”一词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提及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词，相信兄弟们对这个词必也不陌生吧。
话不妨从“亲信”这个词的词性说起，所谓的“亲信”，特指亲近而信任的人，多用于反面人物。
正是因为这个公认的词性，大家对亲信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把其与小人相类比，譬如清末权倾一时的大太监李莲英无疑就是慈禧的亲信。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思维和认识更客观一些。事实上，亲信或许应该是普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
勿需去说历史，只说现实生活中一个职场中的人不可能总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带在身边，出于人的自我防卫意识，不可避免地就要去发现甚至培养自己的亲信。
如此看来，亲信更多的还是因为信任，因为信任而亲近，又因为亲近而信任。
再进一步讲，亲信的存在，必需要地位或对等或不对等的两个相互的主体，而地位对等的两个主体之间或许只应称作彼此信任而亲近，非典型的亲信。我的讲述无疑要定为于“典型的亲信”。
毫无疑问地，“亲信”因其与生俱来的贬义词性而让人对之没有多少好感，却并不妨碍我成为领导亲信的渴望，这大概源于“读书时几乎全部由优等生担任的班干部才能有幸成为老师的亲信，尽管他们时常得不到多数同学的拥护，却拥有与老师亲密无间自由进出老师办公室只要随意地说一句什么就能令老师相信的特权”的事实。
这种单纯以学业成绩为基础的亲信虽不同于我们要说的亲信，其“岂不羡煞个人”的美妙感觉却无疑助长了我的渴望，尽管我当时对于亲信的理解是片面的——在我看来，亲信的另一主体必定是说一不二的校长，而且只有象总跟在校长屁股后面的会计那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亲信。
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会计：既不需要讲课，又能够永远地跟随校长，且不说只要有了先进之类的好事儿总不会丢了自己，单是不停地陪吃必也能省却不少的钱财。
虽然据说象会计这种在我看来无人不想却是全校唯一的差使并不经常地调整，而且这个会计原就是校长的远房亲戚，我当然知道实现自己梦想的难度，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照当时正流行的凡事必要意思意思的原则制定了一个自以为甚为周密的计划。
事在人为，做人做事总要有个目标。这是我坚持至今的一个原则，当时阶段的目标无疑就是做会计，至少要成为校长的亲信。
可计划的实施过程却完全暴露了我的幼稚，或者说以我当时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足以完整地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实施的失败才最终导致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我的那一段落魄，且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看来，一个慈祥的如同农村小老头似的山村小学校长或许根本算不得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儿卑微，但对于当时的一个不安分的且学历已经开始不占优势的山村小学教师来说，却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不仅管着十几号山村学历最高的人，更重要的他是唯一能够跟乡教研组甚至乡里的领导接触得上的人。
所以，见了面尽管他总是笑眯眯地招呼，而我却总象做了亏心事似地心里紧张得要命，虽然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跟他接触的机会。
相对这样的状态来说，或许任何计划都能够轻易地做出，实施起来就难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按照计划我必须去拜访他的第一次，自周一就开始盘算直至自己决定必须要去的周六仍没能拿定注意：
先是去时到底带不带礼物，空着手去显然是不合适的，可又带什么礼物呢？太多了，自己拿不出；太少了，人家肯定会瞧不起；带烟吧，他不吸；带酒吧，人家家里必定少不了，引不起他的注意，甚至待我走后，他或许会说不清到底是谁送的；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然是他所喜欢的经常玩弄能够经常记起送礼人的那种。
可他又喜欢什么呢？我竭力地去探听观察，似乎他是个一无所好的人，实际上却是我根本无法了解得到，因为我与之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少——天底下难道果真存在一无所好的人？
显然地礼物还没有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去，饭前还是饭后”的问题又来了：饭前去不合适，总不能耽误人家吃饭，尽管耽误了人家吃饭或许能引起注意，而且可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但常常也会显得泼皮似的招人反感；反复地考虑过了，饭后去也有饭后去的坏处——人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难免扫了人家的兴。
随后便是敲门应保持怎样的节奏、开门的人是谁、见了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总不能说我想成为您的亲信吧、带来的礼物人家不要怎么办岂不要多尴尬又多尴尬，等等，一系列地问题。
反正，待时间已到晚上快九点我必须要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我居然一样还没有决定。
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或许事情的本身就这样，事到临头往往就有了注意。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或许也能算得上决定的决定：或者去或者该怎么办一切到九点再决定。这是我当时经常使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处事方法。
于是，我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桌上的时钟，当指针恰恰指向九时，我认为去与不去已不是今天该讨论的范围，去是必须要去的，而且必须要带一点儿东西，就是两瓶酒了！
酒虽算不上好酒，却是山村里最贵的，共需用去我二十五元钱。
不要小瞧了这二十五元，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只要有过了这么一次，我本月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人家还不一定就能看得上。
就这样思想着，眼瞅着又要发生总是自己为自己找理由的变故，我终于狠下心来，用力跺了跺脚向小卖部走去。
这种酒因为销售少的原因，小卖部里不常有，我已于两周前就通知让人给捎。货刚一到，店主就一天三遍地催，唯恐我不要了似地。这一天催得更厉害了，扬言如我再不取货就要卖掉，仿佛我已失了信用，而他则将要赔掉家底似地，烦人不烦人？！
因此，当我担心自己再次改变主意急不可待地先把已攥在手里许久因汗而有些湿润的钱递给他时，他早已喜上眉梢，两眼却在不停地打量我，那意思分明是：哥们，买这等高档酒干啥？送礼？给谁？我一句话也没说，他却仿佛已看透了我的心事。
这个可恶的小店主！由于我经常去他店里买烟，就熟络了，这是一个说话如同放屁的家伙。
——那个时候我抽不起好烟，买的多是三毛八分钱一盒的“蓝金鹿”，这显然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消费档次，所以我总要买两种烟装到兜里，私底下的时候抽“蓝金鹿”，公众场合就抽档次稍高一点儿的或者用来应付那些尴尬的讨烟者。
——分明自己兜里装着烟，偏要向你讨烟，待你误以为他缺烟而真诚地掏出递上时，他却已然从兜里掏出或跟你一个档次或略高于你一个档次的香烟点上，要你有多尴尬有多尴尬。
偏是这可恶的东西多嘴，逢到买烟，必要多嘴一番。
尴尬的事儿或许不说就不会尴尬，而若要说出来往往就成了埋汰人，要知道这种事儿原本人在心里便如同理亏似地。
有心不再去他的店买东西，学校周围却偏偏就只有他这一家，尴尬的可恶的东西！
他分明看透了我的心事儿，要不然他的笑会那样诡秘？此时，我象当众被他扒光了衣服似地，虽然他只是笑而破例没有将粪一样的脏话吐出来，我还是贼一样飞快离开了。
直到我确信他已看不到我时，我才停了脚步，我不能忘记自己今晚的使命，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居然战战兢兢起来，完全可以说，我是一步一步挪到校长家门口的，原先设定的敲门频率竟一点儿也没能用上，而是焦躁地极没有礼貌地敲响了校长家的门。
幸好开门的是校长夫人而非校长本人，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她只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红色塑料兜，脸上的愣怔立即就被热情所取代，不仅让人丝毫感觉不出传言中的诸如校长被他驯服的常给她洗脚捶背之类的泼皮，反给人以热烈的亲切感。
正是她的这种亲切感让我把所有精心准备过的应答之词都忘得干干净净，虽竭力地想，却是一句也记不起，只好尴尬地笑着，机械地随她进了屋。
校长正在家看当时为数还不多的彩电，见我进来，态度同样热情，却没有站起来，眼睛甚至没有离开电视，只随意地问了一句“来了？”就不再言语。
这样的态度显然不是待客之道，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看似随意地热情地招呼却往往给敏感者以更大的压力。
据说，有不少领导的威信都是靠这种夫妻间的巧妙配合而争得的——老婆无比地热烈，而男人则保持着足够地清醒，一唱一和，恰到妙处，尽管离了这种场面老婆仍然是公主而男人照旧是奴才。
且不啰嗦，只说我显已紧张到了极致，手足无措，茫然地点了点头，也不知对方是否看到。
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为了应付这种沉默，我伸手去摸烟，这是我当时一贯的做法，只要点上了烟，紧张才会稍稍缓和些，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吸烟的绝妙。
可刚一触到烟，我立即就想到他不吸烟，此时吸烟显然不礼貌只好选择了放弃。
这个时候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静待对方来问，因为面对带着礼物的下属校长应该也是紧张的，如果保持必要的沉默，必同样能够给对方以压力，从而尽快地改变这种沉默。
但我当时无疑是幼稚的，幼稚的就会如痴似傻。我显然是羞涩地看了看两眼只顾盯着电视形象却甚高大的校长，结结巴巴地说，给您带了两瓶酒。说着，扬了扬手中的兜。
他恍若没有听见，眼睛仍盯在饰演陈真的那个演员上。我误以为他没听见，竟是连说了三遍，至今想起来仍后悔不已，因为连说三遍之后，我感觉自己似乎不应再放在手上却又不知置于何处，而且后面的“别嫌少”的客套话也只能省略了。
正劳心劳力地尴尬着，赶巧夫人进屋，就随手硬塞给她，她一边瞟着毫无反应的校长一边埋怨着“这人都看入迷了”，校长此时“啊啊”连声不知是对谁的应答，她就伸手接了，却又故作害怕似地说，他不允许这样。所以，我仍尴尬，或许这个时候最好任何的意外插曲都不发生才不会让我的紧张进一步升级。
直至当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一集放完，他才终于回过了头，恰恰也是他老婆接过礼物之时。他微笑着，轻轻地象是责备道，来就来吧，带什么礼物嘛？
我正欲客气，他却没容我客气就接连问了我一些单位里的事儿：大家最近还好吧？有什么意见没有？老张没有再骂人吧？老李都跟一些什么人打交道？老徐老婆的病好了吗？……
其实，大家每天都在一起，他应该比我更清楚呀，我的思想转得飞快，未及疑惑进一步蔓延，我仿佛已明白了：如此或许才能更好地突出“我是领导”这么一个无人怀疑的事实，而且通过我的回答就能够看出我的态度。
但据说这也是领导不自信的表现，正因为不自信才喜欢一些道听途说。
我可不敢这样认为，应该说，我是诚惶诚恐的，我显然地不想给他留下不能容人或者搞不好团结的印象，所以就一味地说好。
说好当然不会犯错误，也容易掩饰自己的观点。这却是一般年轻人常犯的错误——总喜欢在领导面前有好的甚至是自以为无可挑剔的表现，又往往因为幼稚而不善说谎，常常给人留下言不由衷的印象，反而得不到领导的信任。好了，不卖弄了，现在只说一连串的问答之后，另一集电视剧又开始了，他的眼睛又粘上了，我正好趁机告辞。
及至告辞出来，我才发觉汗水已浸湿了我的衣衫。此时已值初秋，凉风一吹，竟无比地惬意——我仿佛刚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兴奋！
我不想立即睡觉，我必须要重温一下刚才的谈话，竟是一句也想不起，大脑一片空白。
管他呢，反正“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只要他能收，就说明信得过咱。如此想着，心就宽了，脱水似地喝过两大杯凉开水之后甜甜地睡去了，竟是累！
也不知睡了多久，一个愣怔醒过来，大脑象是恢复了记忆。
耐心地细致地反复地回顾着每一个细节和自己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正感得意，悚然一惊：校长对自己的表现应该是满意的，但对自己的回答似乎不满意。
竭力地想回到其中，但过去的已经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了。
或许这句该那样回答那句该这样回答，咳，当初……心下愈加惴惴不安，便想睡觉，睡觉似乎是解脱最好的办法。
大脑却异常清醒且活跃，如此三番地折腾，渐渐地有了怒气，校长接待上级领导时的奴才相竟然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我尽力地劝着自己，直到天明。
习惯于贪睡的我居然早早地起了床，而且破天荒地去晨练，因为我知道校长有晨练的习惯，迫切地希望能见到他察看一下他的变化。
偏偏他那天没有晨练，事后听说他去参加青年校长培训班了，直到三天后才又见到他。
天哪，我的这种情绪居然整整持续了三天！——他依然笑眯眯地，待我问过“校长好”之后，他还是那句似乎永远都不会变的“你好”，但我能感觉出他的这句“你好”已明显不同往昔，里面透着浓浓的甜味。
我该算是校长的亲信了吧？！我幸福地想着。
从那以后，我理所当然地就把自己当成了校长的亲信而自鸣得意着，尽管当时我与校长之间除了这次之外甚至再没有一次完整的谈话，但我更相信那种心意相通的交往。
我无疑已把获得校长的信任作为自己唯一重要的目标，隔三差五地就要给校长送一点儿诸如五月单五的粽子清明节的鸡子之类的小礼物，尽管我经常看到校长门前的垃圾箱里有似乎象我购买的东西，但我还是要送，因为再去送已经没有第一次那样紧张，而且气氛也地活了许多，渐渐地，校长夫人不再总去支应会计而是象当初招呼会计一样总支应我去帮她诸如换水龙头耕种院里菜地之类的小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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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自我感觉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会象上学时又得了满分一样兴奋，尽管这耗去了我不少的钱财以致于我对自己的父母逐渐悋懎起来，而且经常地需要向父母蹭钱或者向同学借钱。
这岂不是孝，一种比对自己的父母更重要的孝？偶尔泛起的这样的想法常常让我无地自容，因为“孝”这个字太过扎眼，但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得以解脱——当我终于肯向父母说明原因时，父母不仅埋怨没有了，反而甚是高兴。
我知道，父母是希望我有所成就的，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尚十分困难且毫无背景的家庭，父母的希望早已超过了渴望，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我。
不少事情由于加入了父母的支持往往会变得容易，却又因为父母的渴望最易转化成压力而变得不轻松。所以，我必须要竭力地维持这种来之不易的好局面，按照我的理解，亲信或许就这样：他扔他的，我送我的，扔掉的只能是物品而绝不可能是赋予其中的意义。
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明面上我也必须时刻注意维护校长的权威：不仅自己不去说做一些不利于校长形象的话与事，而且凡是对校长不利的所有都一概坚决反对。
正是这样的背景，我组织了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为校长过生日的活动——不少事情难做，往往就因为没有人肯首先号召，象这种事，我的倡议刚一提出，众人立即就唯恐自己落了后似地响应，尽管有的人心里或许不乐意甚至暗暗地骂“哈巴狗儿”之类，明面上却绝没有。
我们办公室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副课老师就是这样其中的一位：平日里绝少说话，但只要说必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似地让人觉得深沉透彻切中要害，而且除非不说，只要说开了就不希望别人去打断他，仿佛这样会让他纵论天下大势的奇思妙想和非凡气度瞬间丢失，口气则与谁有深仇大恨似地，内容却从不有所指，绝类农村泼妇的骂街。
这或许也算是山村小学独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吧，通常地，凡与领导能够处好的人虽表面上热气腾腾不少人都在借故说着恭维话，却极难拥有最真诚的朋友，反而象副课老师这样的人容易与同事处好关系，因为尽管人们说不清他与领导的关系到底如何，只觉得他是一个敢于抗上的愤世嫉俗的人，在平常人的心目中，这种人必定是正直无私的，正直无私的人最易成为知己。
鉴于他的这种状态，在我经过反复筛选才最终确定的假想对手中，他是最不入流完全可以被排除在外的一个。然而，事实却完全否定了我的判断。别急，且听我慢慢将——
此时，学校里正在评优秀**员，而且传言只要能够评上就有转干的可能。因此，我跟其中的好几位都在跃跃欲试。
按照我的判断，不要说自己辛劳赚来的硬件，单凭我跟校长的关系就足以板上钉钉，更何况校长夫人已多次暗示过我，甚至差点儿就要说出“请客”的话了——连说都勿需去说的，我不能不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得了。
再去看校长，虽然还是那副深沉的笑，不善藏秘的他却已是脸涨得通红，经常需要“哈哈”一笑来掩饰自己。
据说善藏秘密也是人的一种素质，倘若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常常能憋得鼻肿脸青，象校长这种情况还算是轻的了。总之，所有的迹象都足以坚定我的信心。
凡事无论迟早都会有结果，在我沸沸扬扬的煎熬中，副课老师竟意外地拿到了优秀**员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而且象这种在我看来已算是巨大的事件，学校里居然连一个会儿也没有开，显然是要低调处理。
现在这社会就没有能够保住密的事情，倒并非没有而且也曾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但凡事经不住无孔不入地探听和最富想象的推测，关于副课老师评为优秀**员的事儿，学校里其实早已传开了，独我一个人蒙在鼓里，甚至还在想象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以及倘若有奖金的话将如何去花的问题：全部送给校长呢，还是大家一起乐和一下，想想还是校长重要，干脆就送给校长吧，自己只得荣誉和机会。
待我显然仍不相信似地见到他故意在我眼前晃的那个证书时，传言已发展到三种：一说是副课老师在乡里乃至县里都有极深厚的背景，连校长和乡里的教研组长也拗不过，倘若这样的话，我就只有认命的份儿了，到这个时候，人的心情往往反能平静些。
另一说法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家伙竟然是教导主任的亲信，教导主任或有太深的背景或抓住了校长的小辫子，据说现在这种靠抓人小辫子的人不少，平日里无事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旦有事儿，只要稍稍提及，再硬气的人也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主任便是这样的人，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校长只好服软了。
还有第三种说法，便是副课老师原就是校长的亲信，一种比我还要铁的亲信。
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因为它很容易地就让我又记起了那次为校长过生日，并且因此而恍然大悟。
那次，为了表达自己对校长的敬意，在公开随份子的基础上，我决定单独另外再给校长一份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刚到校长院门口，就碰到了正笑嘻嘻地从校长院里走出来的这位，他也是这次生日宴会的参与者，见了我，他尴尬地笑了笑，嘴里虽然破例亲热地喊着“老弟”，眼里却尽是怨毒，让我至今也无法忘记。
莫非……我立即涌上了这样的疑问，但这种疑问很快就被接下来的事情所消除。
也真是奇怪，就在那天，他总在用言语挤兑我，说什么舔屁股难道能舔出香油来等等之类的屁话，分明是在指桑骂槐，搞得办公室里人心惶惶，却硬是没人接茬。
忆及他那怨毒的目光，也怪我年轻气盛，竟是拍案而起。
或许大家出于对他的怨毒，竟没人上来劝架，他原就个子小，根本不是我的敌手。
正当我痛快淋漓地教训他的时候，校长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严厉地训斥了我的野蛮行为。
正是因为他的训斥，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因为当时在我看来，这就象家长对孩子，无论对错总要先训斥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无疑是校长更亲近的人。
现在重新回到咱们讲述的顺序，其实，我用不着去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模样，那一刻，我的天地分明在旋转。
或许我的表现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也或许校长原就是个气度非凡的人，上课铃刚响过还未来得及让我的情绪蔓延，他就找我谈话了，地点选在办公室，众所周知，办公室里的谈话通常是不带感情的正式的。
因此，未及他说话，我已再三地类似于质问地连问了三遍“为什么”，我一反常态，显已丧失了理智，而他则仍保持着必要的镇静。
对于我的毫无理智便毫无礼貌地质问，他不仅没有动怒，反而有些可怜地摊了摊手，叹了口气，鼓励我不要泄气，说什么类似这样的机会有的是。废话，一切都是废话，全部都是废话。
我无法听进去，也根本不去听。——肯定是为了安慰我，他说他已向教研组推荐我做教导主任，若是用心干指不定几年后就能够接替他。
教导主任？若在平时，已算是一个诱惑，但岂能与到镇里当干部相比，据说这位优秀**员很快就要上调到临镇去做教研组长。
一时情起，我感觉自己夹了泪，或许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突然有那么坚定的勇气，只说了句“别假惺惺了”就摔门而去，而且毫不后悔——果如他所说，岂不把我与教导主任置于了仇敌的位置？
不过，当时我却没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只隐隐感到了不妥。这就是我的坚定决心：连“隐隐不妥”也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背景》中所提及的那段落魄，我显然没有因此而得罪教导主任。
不过，还是应该感谢校长，他必定是因为烦我才推荐我去工作队，却为我创造了机会，要不然，我恐怕至今仍要呆在乏味的教育圈子内，权作他对我的知遇之恩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做人亲信的经历，深刻的体验无疑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影响。
显然地，即使没有今天的话题做限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关于我的变化的一些无所谓的重复，只说我事后对其进行了认真地总结——亲信实际上是一次必需要过程的机遇，所谓的过程就是争取与磨合的时间，是机遇或者说成为亲信的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的第一步又是人的勇气和选择。
因为金钱固然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极其重要的载体，或者说金钱能够极大地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应该说在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来往中人的感情渐渐地能够变浓变深至亲与信的地步，却仍离不开人的勇气与选择的支撑，首要的自然是人必须要乐得去做，只有有了去做的想法才能够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才能最终去做好。
还有另一层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单纯经济上的亲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而结成亲信根本就不应该称之为亲信而只能是因为经济利益而结成的纠缠不清的死党，而且必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没有背景的人涉世之初恐难以做到。
咱们所说的当然是涉世之初的那种，不仅仅需要以经济为载体，更重要的还是要敢于说谎话敢于搬弄是非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极大地扭曲自己来满足亲信另一主体的需要。
我的失败，恰恰就失误于此。——只要能够有所发现，哪怕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我也常常会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兴奋不已。
这个总结理所当然地发生于我答应与阿凤结婚并因此而比副课老师更早地调入了乡机关之后，当时的我整个人几乎无一处不透着兴奋，只觉冥冥之中必定有什么东西在主宰着而总能让人苦尽甘来。
我便有这样的长处：兴奋不仅不会抑制自己的思想，反而会更活跃更富创造性。
所以，我才能轻松地感觉出乡机关里比山村小学更加炽烈的亲信之风，就有了这个总结，并迅速地与我那位虽然神秘却极令我崇拜的岳父关于亲信的一些言词结合起来而让自己对于亲信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就象经商必须确立一个目标一样，做人亲信的选择必须要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单纯地依据另一主体的表面和现在的职务，必须要有一个全面地把握：
不忽视现在的哪怕已面临退休的领导，这个时候正是他们不遗余力为人的最佳时期，否则，单是他们的余威就足以让你功败垂成。
也不能轻视他们的继任者，即使他（她）现在还不是一把手甚至正落魄，关键地要看潜力，对于这样的潜力者如不能做他（她）的亲信，也绝不能得罪他，切记凡存在都有理由，凡事切不能做绝，必须要给自己留下有朝一日做他（她）亲信的余地。
倘若二者之间果如现实中所通常表现的那样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宁肯暂时独享寂寞也绝不可以图一时痛快而介入其中，这个时候往往最能体现人的素质和能力，必要保持等距离地亲近，准确及时地捕捉把握信息，随时注意调整自己，以防陷入图一时便宜而近视的极端，从而影响自己的大局。
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人是绝不可以试验的，稍有懈怠就会追悔莫及，更要避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后果。
在官场上，没有多少诚信可言，且不能因妇人之仁而毁了自己。毁了自己的例子比比皆是就不一一列举了，只说必要谨慎再谨慎，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的常有。
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与经验教训足以汗牛充栋，可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遗憾甚至悲剧呢？除了个人素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强烈渴望下的经历，按照我的体会，与这种经历相结合的经验往往能够被灵活地运用并持之以恒地坚持。
如果说我算是获得了成功的话，就应该归功于那一段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必需要机遇，机遇难得并不是没有，关键的是把握机遇的能力。
生活往往这样，七拼八凑意想不到就获得了成功，事后想起来仍难免会有诸多的“倘若不如此就不会那么”的感叹。这就是机遇，也是我对做人亲信的最后概括。
但事物常常有多个不同的侧面，仅了解一个侧面显然是不够的，就如咱们所说的亲信，单从做人亲信的角度看，无疑是片面的。
幸而我做人亲信的经历让我获得了成功才有了成为亲信另一主体的机会，非是我要啰嗦，如果不能了解亲信的另一主体，对亲信的了解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
如此便是个亲信选择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做过多地理论探讨，只讲一段不曾重复的经历，希望兄弟们能从中有所收获。
开始讲述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县官场的亲信之风。可以说，此风正炽，只要沾了“官”字，无论大小，似乎没有亲信就无法完成原本正常的工作任务，而且以其更加牢固更加隐秘而明显区别于山村小学。
说其隐秘，便是因为常有相互见了面甚至连话也不说的竟然也是死党，任你经过多少年的观察就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相善非定抱脖搂腰，仇敌未必头破血流”，我做科长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但亲信往往就要从那些所谓的曾患难与共的朋友中产生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人在与人交往上都存有恋旧的惰性，我就这样，只要条件允许，宁肯去信任故交。
说起来，这样做也不对，所谓的故交，不过是早认识了那么一段时间，彼此间能够省却磨合的时间而尽快地进入状态。事实上，后交往的人经过必要的磨合往往也不乏精英。
这些当然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在当初象我这种以自身经历为基础所形成的认识除非出现重大的变故往往极难改变。这主要取决于人的意识的条件局限性，即人处于不同的层次其境界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就会不同。
及至我做了乡里的一把手亲信观念果然就淡了许多，从本质上看，任何的一把手都不可能从主观上希望把事情办砸而总企图有所成就。
因此，尽管我岳父再三强调“必须坚持首先不出事”的原则，但我还是围绕着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努力着，既已有了目标理应如此。
说起亲信，似乎只要有利于我目标实现的人都应算是，很明显地，我在努力地保持着平衡。
那时在我看来，亲信之风甚至曾变成了不正之风，只要存在此风，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小圈圈而导致矛盾产生内耗，我宁肯忽视矛盾的些微积极作用，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自己目标的实现，所以就严格地率先垂范。
由于我曾一度认为这或许就是我的目标几经反复的原因之一，如愿以偿地做了副县长之后，被强压于心底的亲信观念竟又渐渐地泛了上来，因为市场经济的诱惑实在太多，甚至只要能保持我岳父所谓的“不出事”都难，亲信此时或许可算作一种缓冲吧。
然而，尽管有不少人都在象我当初一样削尖了脑袋去争做权威人士的亲信，但此时我却发现亲信其实是不易找的，并非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人才，主要是因为“亲信”本身就是� �个互动的概念——有人想做，也有人需要，但必须靠找。
因为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假想和设定的习惯，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自己做人亲信的经历，我总喜欢拿自己去比别人，所以总难满意。
非是我过于挑剔，而是看似强梁的官场实际上却没有永远的强者，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强者，因为除了层级之间的牵扯之外，单是同层级内部的拳打脚踢就足以让你手足无措，所以必须小心再小心，便没有一个完整的日子。
事情无疑是能够类比的，以大比小或者以小比大或者以圆比方以方比圆，虽然不同环境有不同环境的感受，但道理却是相通的，即有人称之为的换位思考。
尤其在官场，这种换位思考是必须的，尽管大家嘴里说的可能是仁义道德，心里却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不少人显然是在把这种换位思考当成了为自己寻找解决自己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至此，我居然仿佛理解了校长和自己当初的为难，因为校长与副县长之间虽不属于同一层级却实在有太多的类似，从某种程度上讲，副县长甚至比不过山区小学的一名校长。
成年人看问题不会也不应该象孩子一样单纯，视角不能总局限于表面现象，尤其在我们县的官场，电视报纸出镜率高的人、事、时，往往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候，尽管领导干部的出镜率有严格的规定，但凡事总可以变通，更何况是受党委政府领导的官方媒体呢。
所以我们县就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要重视县电视台但绝不可以去相信，必须用逆向思维去思考。
即便这样，大家还在计较自己的出镜率，因为这是一种荣耀，我无疑还能看得开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计较而烦恼，但任谁也不会把金子贴到屁股上而只能贴到脸上。
现实是，做了副县长之后，我的出镜率明显高出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出镜率，不少人就以为我这个在所有同学中级别最高的干部便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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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虽然我也总喜欢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样子，但有不少事不仅不能而且甚至会相当难堪。
譬如，我第三次换秘书时，组织部长这位因我分管财政而经常在经费上照顾的习惯于称兄道弟的老兄脸已拉得老长，憋了好长时间直至脸已发紫才勉强应了，却又再三地叮嘱，这次一定要考察好，下不为例。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三年换三位实在太过了些，但没有办法，到我们这一层级，秘书无疑就是最近的亲信，尽管此时亲信的选择空间明显广了，也有不少甚至要胜过秘书的亲信，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不妨只说说我的三位秘书，以此为例。
第一位，《烟酒的讲究》中曾有提及，就是我的那位老乡。
我们不必重复，只说待他决定给我干一辈子秘书时我却坚决地调了他，这里面当然有我因为希望而淡化了风水先生的预测的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本人：
人虽干练，活儿也干了不少，却无论如何点拨总象脑子缺了根儿筋似地不灵通，张嘴闭嘴就是老县长如何如何这事儿换了老县长该如何如何，似乎老县长就是他爹，他象了解他爹一样了解他。
我原以为他恋旧也不多与他计较什么，但渐渐地我就不耐烦了——在新领导面前适当地提及老领导无疑能够让新领导觉得你恋旧值得信任，但总提就不行了，因为新领导毕竟不是老领导，新领导不可能总循着老领导的路去走，任谁都不可能这样，他必须要推陈出新。
他之所以会这样，则主要因为他的人人都会有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是可怕的，一旦形成，往往极难改变——老县长曾经给他的推荐他做办公室副主任的许诺无疑已深深地印进他的思维，关于这一点儿，其实勿需了解，因为他很快就从谈话中或故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了这方面的意思，而且由此引起了我的反感让我对他丧失了耐心而不自觉。
分明地，因为他的这种或许自己把之作为在新领导面前提高自己的重要砝码的定势，我已忽略了他的转变——或许只是为了表达一下忠心，而把他认作了势力之人，因为我虽刚做副县长不久，却分管着通常由县长亲自分管只有常务才能协管的财政，似乎比原副县长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势力之人，必小人。
组织部长不愧是调理人事的高手，他当然不能给他政府办副主任的职位，却也没有亏了他，在一次干部调整中调他去县直某局做了纪检组长。
纪检组长是副科级，不足三十岁他就实现了乡镇干部或许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提拔。意识到这一点儿，我居然产生了点儿莫名其妙的嫉妒——他竟比我还早三年。
但我知道，他的思想中的或许更远大的目标就此完结了，因为他去的那个局从未提拔过干部，干部多是乡镇一些历尽千辛万苦才熬到正科级别再也无法安排混进来养老的，而且据说他到了之后虽雄心勃勃却毕竟经历不足根本就不是那些老油条的对手受排挤极为厉害不久就自动泄了气。这样的安排，我无疑是满意的，因为我自觉长足了面子。
据说他现在已意识到老副县长的牌子已无法再打，已开始打着我的幌子在说话办事。自己做小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事儿，原以为领导是不会知道的，到了这一刻才知道其实不然，因为那些为他办了事的人免不了要到我这里买面子，我轻易就了解了。
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再去挤兑他，但那帮老油条儿却能够从我虽自觉不露声色的表情中猜测到问题的症结，很快就不再垂青他。
我们且不去管他，只说他这样的安排因为多数人不解内情而无疑为我第二位秘书的选择增加了筹码。
因为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第二位秘书也是由组织部门自行给安排的。尽管安排时曾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有时候征求意见反不如不征求，因为人家已经拍了板，你再表态，通常是尴尬的事儿。
——不同意的事儿却又不好反对只能在不情愿中默认，不过，千万别奇怪，官场中并不缺这种既想立牌坊又想当****的事儿。
幸好这位秘书是位出了名的鬼精灵，他象是能猜透我的心思，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不要以为县里的领导在电视上总是或风光无限的微笑或古板地板着脸，其实这不是真实的他们，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
所以，他似乎总能探听到无穷无尽的消息或奇闻，而且总能用顺耳朵的话说给你听，既让你了解了事情的内幕，又不会感到疲惫。
他可能就是我们在做小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做的少说的多的人，这种人通常喜欢踩着别人的肩膀，其实踩着别人的肩膀也是一种处世技巧，只是总给人以媚态，尤其是在我了解到他比我那位老乡具有更大的欲望之后，尽管人的努力无一不是为欲望。
对于媚态，如果不是出于特殊的目的，相信无人不反感。只要有媚态的人，几乎都没有一贯的立场，尽管自他过来之后我的工作顺了许多，但自从那一次我听到了他在办公室与其他领导的秘书谈论各自领导时对我竟大不敬之后就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
关于秘书间的这种议论是难免的，但通常是恭敬的少有大不敬的情况发生，他居然敢直呼我名。
秘书间的这种议论又称之为第二会场，我极重视这个第二会场，因为往往能有许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但这种会绝不会守着领导的开，或许他的不少信息就来自于此，尽管这些信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却绝不可以忽视，因为领导不可能总把秘密藏于心里而不有所表露，所以县委对此虽有严格的规定，却也无法彻底根除这种人人都反感又人人都希望从中获益的会议。这或许也是许多事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还是闲话少说，且说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易发现他（她）的缺点，恶感一旦产生，看到的听到的就尽成了他（她）的缺点，甚至连他的笑也成了媚态，媚态到了这个时候才是最可恶的。
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而且这感觉在进一步地加深拉长。
我们当然不应否定他的成绩，但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却是肯定的，尽管又有谁敢说自己不是自私的呢？
但我还是决定调了他，那一刻，我只觉得亲信就是一个绝对不可以也绝不可能超过自己的人，幸好他并没有掌握我太多的隐私，除了一些平日里的琐碎的小事儿，但即使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儿对于一个有着严格追求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以乱说的。
所以，我就竭力地推荐他做了办公室的副主任，而且我必须竭力地控制着他，即使控制一个人再难，因为我认定有媚态的人必定是小人，小人更不能得罪，但也绝不能让其长了势，尽管待其兴高采烈地上任时我居然有点儿舍不得。
说句心里话，这就是我调他的根本原因，另一原因应该是我那一刻认定，只有自己调的人才能是自己真正的亲信，哪怕是曾经有过恩怨纠缠的人。
理所当然地，第三位秘书便是我自选的，而且是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的就是那位在山村小学曾有过纠缠的只迟我一步调入乡机关的副课老师，此时他已做了某乡的副乡长。
由于当时的乡镇已无法发齐工资，而且他正在受排挤，所以调他做名义上的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却只做我的秘书虽说只能算是平调，他却是心满意足的，尽管他表面上仍是绝不会让人看得出。
而对我来说，看着一位曾经比自己心机更深的人给自己做秘书，尽管我们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秘密全部泄露给他，这事实上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竟是无比地爽。
这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更重要的便是他长期奋斗的结果却仍然是副乡长，我那时就有这样的或许应称之为错觉的感觉——进步慢却仍在坚持的人，除了无能就是大智大勇之辈。
他绝非无能之辈，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果然，现实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猜测，他是个敢说敢做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人虽然说的少，却都是无私之人，无私通常就能无畏。
就象吃饭一样，人无疑需要多样的复杂的感觉，他虽不能象第二位那样给我以丰富的信息，却是个敢于跟我争论的人，准确且简单地说明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之后，象朋友一样地争论，往往能让我对事情有更深刻地理解。
官做久了，已难有这样的感觉，象中学宿舍里的那种无拘无束又常常钻牛角尖的争论。这也是我调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他的个子明显矮了我一大截，特别是我曾教训过他的那一段经历，让我总有一股说不清的优越感。即便这样，我们之间的争论，当然都是我需要的时候，也是常有的。
那一次的争论，无疑是畅酣淋漓地，以致于我的第二位秘书误以为我们在对骂慌不迭地跑了进来。
他就有这样的能力，无论如何难缠的纠纷，他三言两语往往就能消弭于无形。
他自负于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故意装作气愤的样子，他急得两手直搓，我们才哈哈大笑。
他不解地瞅着我们，仿佛明白了点什么，就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于是笑声再起。
这样的人当然是要有所控制的，笑声里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仿佛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人是可以忘形的，但绝不可以让意识失去清醒。
到了这个地步，人会变得甚为古怪，无论喜怒哀乐总会让思维变得异常活跃，突然地就会有奇思妙想——我居然会有了乾隆皇帝的感觉，工作有刘墉，娱乐有和珅，宽严相济，两者皆不可以偏废，即使有雄才大略的人，但有一点儿切不可忘了，认识一个人就象认识事物一样需要一个过程，经历或者说互有交往的经历才是认识人最重要的素材。
正当这个时候的某一天，我又遇上了前几年才退下来的那位正县级领导。
说起来也奇怪，原本住的不远，遇上也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可我这天偏有颇多感慨，这原是一个极为干净利落精气神儿十足的人，仅几年的功夫，头发不染了，衣服也远不如过去周正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尤其那人赖以支撑的“神”呆呆地，象是总在苦苦地思索着，遇上人说话总给人迟钝的感觉，通常需要人大声地再三招呼他才会象突然醒过来似地“啊啊”连声，其形象甚至尚且不如一个哼着野调或劳作或垂钓的村夫。
这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刺激——是的，我们终究不是古代的皇帝，能够任职至死。意识到了这一点儿，因为我将要转正的传言而燃起的激情竟然渐渐地熄了。
人是该也是必须要讲究现实的，到了我们这一级吃穿当然是不必要劳神的，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为钱财？为女人？还是为徒有虚表的名？当然都不是。“只要不对钱财产生贪欲就不会坐牢，只要不对女人产生邪念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我一惯的座右铭。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既然想不通就别去想，这是一条有效的处事方法。
如此想的结果就是让我觉得必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讲良心的重要标志就是尊重人，即使对那些或许对自己有所求的人，譬如正辛辛苦苦为自己服务又对自己有所求的秘书，我是可以跟他们做朋友的，这样做无疑让我感到了快乐，因为只有不高高在上的普通人才是最快乐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把自己辟成二份儿或三份儿，他们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没有秘密，尽可以放胆地喜怒哀乐。
保守秘密是一件累差事，当然我所说的累差事并非指那些该保守的秘密，而是自己故意制造的秘密。
我试着这样做了，而且与副课老师真正成了朋友，真正的朋友之间就不会有如此的秘密，所以我快乐地生活着，不仅成为县级领导班子中最潇洒的一个，而且事业也出奇地顺，关于我转正的传言很快就要变成现实，因为地委组织部已经找我谈过话，按照惯例，只要组织部门谈过话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级按照自己的计划登起来必要费心尽力的阶梯居然在自己毫无意识中就这样梦一样如期而至了。
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了可怕——这几年我太把副课老师当朋友，在他面前我就象一个脱光了的孩子，我甚至莫名其妙地感受到了他的蠢蠢欲动，或许恰如我们有一次在争论中所谈及的那样，人永远都是不甘寂寞的，所以就都有无边的欲望，可以说少有人在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任其蔓延就有了追求。
他的议论是精辟的，虽然常给人荒诞的感觉，细想起来却也不失道理。譬如他常说的，最亲密的人之间只宜做朋友而绝不可以是上下级或者同事，因为有了后者往往就会伤及最亲密的关系，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人是该遵守等价规律的。
事实上，我已经在着手考虑是否该象有的领导提拔之后那样普调一级提他做县府办公室的主任，难道他就不会有如此之想法？我或许应该把事想到他的前面去，这应该是一个领导之所以成为领导的关键或者说诀窍。
然而，还在我踌躇未决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请命了，希望到某局去做一名副局长，说是正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不给我添麻烦，而且即便这样也已经优于他做副乡长——按照我们县的规定，副乡长只能在原地退休，一般不到县直部门安排。
他的理由无疑很充分，显然已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我能察觉出他是出于对我们之间友谊的珍视。
这种友谊当然是值得珍视的，因为其确是弥足珍贵的。人同此心，难道我就能够不珍视吗？所以，我决定推荐他去做该局的局长。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时，他居然只叹息了一声，说不清喜悦还是哀伤。
换位思考，尽管他从未明说，但他应该还是希望做办公室主任的，因为这几年我们县提拔的几位副县级都是县府的办公室主任，最差的一位也被安排去了县政协做副主席。
不要小看了这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毕竟也是一个副县级，对于那些无望的县直部门局长主人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至少还可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哪怕只是缓冲一下，也比不少象咱们刚提及的那位已退休的正县级领导一样状态的局长主任强。
这也算利益吧。人就不应该忽视利益，我们也不倡导忽视利益的友谊，因为这样的友谊是根本不存在。
莫非他又想到了我们之间常提及的刘伯温，就是送徐达“庆功楼上不离主”而保住了徐达性命的那位？事知道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功高往往能盖主，当然还是多知道一些为好，但最好少说，要不然，为什么徐达不再告诉别人呢？这个刘伯温。这个徐达。未免有些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