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兵斯有权。这是古人的话，近代军阀，却把这一特征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近人著书，曾列出世界最著名的一百次战争，中华境内独占二十次。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也是兵祸不断，纪录当中，百战排行上，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到中国解放战争的二十一次战争中，却偏偏漏掉了扭转中华命运的北伐战争。不能说是著者粗心，因为北伐战争头绪之繁乱，线路之琐碎，非几句话能说清，若细细盘点，该是卷帙浩繁，所以，若删繁就简，缕清头绪，罗列重大事件，详尽细数大小军阀，确实也是要耐下心来，毕竟，北伐战争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战争。
从北洋政府到改组国民党，直至倡导新三民主义。这期间，正可谓“诸侯”迭起，各领数州甲兵，盘踞一方，重税于民，鱼肉百姓。大小军阀，多握有重兵，掌握地方军政财务大权，形成割据的局面，不过，在格局上还是维持着“国家统一”。他们虎视眈眈，都想成为霸主，正是这种野心，为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近代军阀中有饱读诗书的秀才，有贫寒的贱民，有占山为王的土匪，起家的方式各有不同，野心却是共同的，随着列强入侵，不仅带来了坚船利炮，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正好也为这些人带来“出人头地”的机会。大小军阀们在历史的变革中纷纷亮相，同室操戈……
溯本求源，北洋军阀的形成，很是值得深思。清末庞大的北洋派，有列强支持，有一群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为何很快就崩溃了？屈指算来，北伐战争从196年月1日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湖南自治省省长赵恒惕，至198年6月11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及阎锡山抵北京（同日，蒋介石下撤兵令）为止，北伐遂告结束。算起来仅两年零五十九天。
北伐战争的胜利，与将士们浴血奋战和百姓们同仇敌忾分不开，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堕落也是主要因素，一些投机分子，更是见风使舵，关键时刻踹了旧政权一脚，既而又钻进革命的阵营。军阀的形成，也是很复杂的，分析和了解这种现象，有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字涤生，嘉庆十二年生于湖南湘乡。185年（咸丰二年），他以吏部侍郎身分在湖南办团练，并将其武装扩编为湘军，其行为日后的李鸿章、袁世凯做了个表率。曾国藩是个饱读史书，深知功高震主，他在湘网罗幕僚，保举亲朋，豢养门客，遍布湘淮，这些人各居要职，几乎所有的军政长官都由曾的亲信担纲。这些事传到朝廷，满族亲贵心存猜忌，明知这些官僚的势力不可小视，但为帝国存亡，又不得不倚重地方的实力派。不过，当有奏本传出“曾国藩兵权过重，权力过高”的话，他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内心多忧，深知湘军大小将领因为替朝廷卖过力，剿杀了太平天国，居功自傲，凶残贪婪，目无国纲，日久必然居患。为此，曾国藩一方面不想失去苦心经营的“兵权”，一方面又得给朝廷有个交代，因而来个假裁湘军，力扶淮军的策略，以期掩入耳目。正是他这一谋略，为淮军势力开辟了道路，使得他的心腹爱将李鸿章才能得到了空前的施展，没多久，就成了清王朝真正的当权派和主要的武装力量。
曾国藩训练湘勇，有一套章法，他打破了清兵多年训兵的老规矩，曾私下讲，其湘军勇过八旗。此话不假，在当时，人人都知八旗兵厉害，可曾国藩用了新章程，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群散兵游勇似的湘兵武装起来，变成训练有素的部队，而且功过八旗，就连当今皇上都不得不承认他训兵有方。
大清气数将尽，只时时间早晚，八旗兵厉害，那是以前了。
“八旗”是帝国入关前的兵制，早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自己的部落里，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初建黄、白、红、蓝四旗。一牛录为三百人，五牛录组成一甲喇，五甲喇组成一固山，黄白红蓝为四固山，也就是四旗。不久，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同时也招降了一些汉、蒙人，原有四旗难以统摄，便在黄白蓝旗镶红边，在红旗上镶白边，增编了四个镶旗，随着疆域扩大，又另立蒙八旗和汉八旗，旗色和满八旗一样。清王朝建立后，曾强悍一时的八旗兵，越发变得萎靡和腐败，实际上自一六七三年的“三藩”事件后，八旗兵除了狎妓**，欺辱异族，几乎是不能打仗了顺治帝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些八旗兵已是“军旅隳敝，不及曩时”，因而不得不仰仗于“绿营”兵。所谓“绿营”，大都是清廷入关后招募的汉人部队，因为用的是绿旗，故而称之为“绿营”。这些汉族兵，分布在北京和各省，按标、协、营、汛编组，有马、步、水师等兵种，嘉庆十七年，总兵额达六十余万人，在平定三藩中取代了八旗兵的先锋地位，但没过多久，清王朝内部多变，争权夺利，加之地方长官目无朝廷，私募捐税，克扣兵饷，“绿营”也若同虚设。到了鸦片战争时，已是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当官的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兵卒为私役，不事操练，空领兵额，一味肥己，正可谓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此时的“八旗”和“绿营”，既不能对外“御侮”，也无力对内镇压，而这时胸藏大略的曾国藩，终于等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了。
咸丰三年，清廷任命江南十省在籍的大官僚四十余人为督团练大臣。这个任命，实际就是暗示这些大臣，只要效忠朝廷，便可以拥有地方的兵权。朝廷任命这些人当中，多为大地主、乡绅及当过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藩司、臬司者。这时，因母丧闲在湖南湘乡原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正巧被咸丰帝任命为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事务大臣。
当时的曾国藩，四十二岁，得到圣旨后，当即从湘乡来到长沙办理团练，不久，他又从长沙到衡州整治水师，造炮船，向西洋人购置洋枪洋炮，并在此期间建了衡州船厂，没过多久，又增设了湘潭分船厂，接着，他在湘潭发表了有名的《讨粤匪檄》，向他的部下灌输伦理纲常。
曾国藩这篇文章，一时在兵弁中流传。曾国藩将“忠信”二字，定为行军之本。一时间，“效忠曾国藩就是效忠皇上”之说，在湘军中甚为流行。
在长沙，曾国藩将“团”与“练”区别开来，“团”就是保甲，他选择了些小业主和地方乡绅，以维护乡里的统治；“练”则在省城集中练兵，粮饷由政府发给，属于“官兵”。他这措施，杜绝了克扣兵饷，社会治安也得到了保证。常年遭兵匪欺压的百姓，得了几天安稳日子，在百姓间也颇有口碑。饱读诗书的曾国藩恪守礼教，但也明白“权重遭忌”的道理，他一面安抚权贵，一面撤兵勇二万五千人，留一万人守南京，一万五千人去充皖省的南、北游击之师。从形势上也是按现在的说法搞一些“裁军”，向社会做一种姿态。
此时，湘军仍在镇压捻军、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起义军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曾国藩仍怕皇上猜疑，另外，他也深知自己的湘军，由于水陆军各将领均由他自己亲自挑选物色，这样一来，部下各将领也心领神会，如法炮制，利用至亲密友、门生故旧等关系，从上至下物色下属官员。这种封建的隶属关系，从军官到士兵编织成一张网，这种网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是靠着即得利益者组成，一旦利益集团都不到实惠，那这张网就会毁掉。要想保持部部队的锋芒，要需要新鲜的力量。曾国藩本人是个儒将，其湘军的高级将领大都不是兵弁出身，多是失意的儒生，悍将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彭玉麟、曾国荃、左宗棠等人，均是科举制度下屡遭挫折的读书人。这些科举不第的儒生，惯于用礼教训导士卒，以驱使士兵为自己效命。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也带有“江湖”色彩。
曾国藩的思路也是排斥行伍出身的旧官弁，到处寻求血性忠义的儒生。这样一来，湘军在当时有戏称“曾家军”也就不怪了，经过深思熟虑，想到得意门生李鸿章，对其说：“你到安徽去，另招募一支军队，要找自己所信任了解的人当将领，再使他们去各地招募他们信任的勇士。”
李鸿章心领神会说：“我知道老师现在的处境，您效忠皇上，爱民爱兵，但也难免遭到小人的猜疑。”
曾国藩捋着稀零零的胡须，哈哈一笑说：“贤契多虑，我肝胆相照，为国为民，决无二心，只是希望你赴皖牢记朝廷的恩典，担负起责任。”
李鸿章对老师从来毕恭毕敬，说：“先生承教！”
曾国藩说：“八旗兵若同危卵，绿营兵形同虚设。看到他们出战时，东张西望，哆口微笑，看见人家胜了，则深深忌妒，生怕别人拿了赏银，怕别人升迁；见人家败了，则袖手不顾。纵观战局，看到自己人全军覆没，也没有一个出去援助。这样的军队，不战则罢，战则必败。用兵时，东调一百，西拨五十。这种积习，深入膏盲，牢不可破。这是练兵的大忌。”
李鸿章说：“在下明白，湘军已成正统，我学着就是了。”
这就到了1861年（咸丰十年），曾国藩命令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安徽原籍去举办团练，再招募一支军队。
李鸿章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到安徽，便将皖省的团练按“湘军”的营制，很快建立了一支武装，号为“淮军”，其张树生、刘铭传、潘鼎新、李鹤章(李鸿章之弟)、吴长庆等都麇集在“淮军”的旗下。这个吴长庆，就是后来算是拉了袁世凯一把并使之飞黄腾达的那个淮军庆子营的统领。李鸿章的淮军，在治理上仍是走曾国藩路，“淮军”的将领，多是乡党亲故，再不就是父子兄弟。这些人，患难相依，结成朋党。
三十八岁的李鸿章，博学儒雅，常和洋人打交道，视野宽阔，和其他遗老比起来，深知西方的“船坚炮利”，极是热衷洋务。他统领淮军后，又积极筹建海陆军备，派遣留学生赴日、德留学，其留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了“北洋三杰”的段祺瑞等人。
1871年，沙俄派兵占领了新疆伊犁。
西北边疆的告急，引起朝廷的恐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边防”的论争。“海防”派为李鸿章，不断奏请朝廷加强海防，他认为日本的威胁比沙俄更直接；而“边防”派为左宗棠，不同意以牺牲边防为代价来建立海军。
李鸿章便和左宗棠争论说：“北京离海近，守着老佛爷，一旦日本入侵，我大清国不设海防，岂不是让夷人长驱直入。”
左宗棠用他的一套理论说：“如不遏制住俄国的扩张势头，保住西北边疆的领土，俄人会继续东进，列强也会在海上进攻，相互取得呼应，等大军再回过头来收拾边防，怕是悔之晚矣。”
李鸿章说：“新疆离京师甚远，国家财政紧张，派兵西征怕是没有得胜的可能。那地方土地贫瘠，也不太值得动此干戈。”
左宗棠说：“那就将我河山拱手相送吗？”
李鸿章说：“缓期收复不是放弃新疆，而是保存实力，以退为埋，再图大举。”
左宗棠紧逼说：“沿海防务已有固定军费，实不应动用边防军费啊。”
两派争论结果，最终为左宗棠获胜。
1875年4月，左宗棠被任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两个月内，他率大军收复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不久又攻占了吐鲁番、达坂等地，除了伊梨一座孤城还在俄人手里，整个新疆又回到帝国的版图上。
这时的李鸿章，虽有些垂头丧气，但他处事圆滑，足智多谋，曾国藩去世后，他在朝廷仍是握有重权的大臣之一，两次出任当时最显赫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直期间，他将统领的淮军也相继调防直隶，同时又开始倡导他所热衷的洋务运动，接受了英人戈登整顿陆军的建议，并频频奏请朝廷，要求学西人，办北洋武备学堂，以训练海陆军人才。这个奏请，得到了朝廷的恩准。光绪九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时隔三年，又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这是大清第一个正规的海陆军学堂。该学堂的学员，多是湘淮军的旧营。这些有战斗经验的乡勇和团练，经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创练，成为新型的军队，也是中国近代军队雏型。
李鸿章踌躇满志演练出来的这支军队，在列强和腐败的政府面前真是太渺小，当时的左宗棠要保住新疆没错，可李鸿章所担心的海防终于要出事了。
虎视眈眈的东洋人，早就寻找侵华的口实。
东洋人这一企图，在金玉均被杀事件中表露无遗。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的领导者，“甲申政变”后一直躲在日本，朝鲜政府多次要求引渡，都被日本拒绝。1894年月，他密秘返国准备从事反政府的活动，途经上海时，被本国人暗杀。金玉均的尸体经朝鲜政府的请求，清廷同意遣船送回本国。日本人大力宣扬，认为中国政府侮辱了日本，煽动仇视中朝两国的情绪，寻到几缕金玉均的遗发，在东京举行盛大葬礼。一些日本浪人到处游行，衅事捣乱。不过，靠这事要挑起一场战争，借口还是不够的。狡猾的日本人，很快找到了另一根导火索，那就是1894年爆发的朝鲜农民战争。日本人想把中国拖进这场战争，弄出很多假象，派出一批浪人，实际上都是间谍，他们一方面在暗中帮助反政府的东学道，使之成为日本国的挑衅工具，另一方面就此怂恿清廷出兵镇压农民起义，达到把中国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
这时，袁世凯正随吴长庆驻扎朝鲜，6月电李鸿章，让清政府尽快入朝戡乱，不必多想，言称日本人别无他意。
李鸿章对日本的保证和袁世凯的电文深信不疑，马上应朝鲜请求，派淮军将领叶志超率二千余人出动，登陆牙山，同时通知日本当局。日本人见清廷已派兵，马上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理由，派兵涌入，其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军队。李鸿章这才晓得事情蹊跷，深思后，急忙劝求列强说和。他幻想英俄相助，没有回应，又求到美国，美利坚马上端出一副“严守中立”的态度，这位北洋老臣有苦难言。日本人7月日攻占了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强迫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
同一天，日本国对中国不宣而战，发动了背信弃义的武装偷袭。
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战争。平壤、黄海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两个重要战役，中国均告失败，但在东京的报纸上，有这样的记载：在平壤，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中国兵士激烈应战，不遗余力，硝烟蔽天，炮声震地，左宝贵在恶战中不幸中炮阵亡。黄海之战中，亲历这场战役的英人泰莱记载：战斗中，水手们严肃、乐观，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有一个水手受了很重的伤，但他仍在专心作战，敌舰“松岛”在激战中被“镇远”铁甲舰两次命中，引起火药爆炸，毙敌百余。敌舰“赤城”桥头及前甲板击毁，舰长以下死伤甚众，“西京丸”也中弹累累，运转不灵。中国方面损舰四艘，其中“致远”因炮弹用尽，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日舰“吉野”，不幸中雷沉没，全船官兵无一生还，全部牺牲。战斗经过约五个小时，日舰先退，北洋舰队驶赴旅顺。
与此相反的是，淮军头领叶志超，率先逃走，大军崩溃，不可收拾。在旅顺湾，李鸿章的私党守军统帅龚照熙，平素贪鄙庸劣，日军侵入的先一日，乘渔船逃往烟台，其余将领纷纷效尤，仓皇扰攘，秩序大乱，将船坞、炮台价值千万余银两物资，全部资敌。这时的清廷可谓震惊，连当时的主战派翁同和也六神无主，奏折曰：“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
此时摄政的慈禧，给李鸿章下旨，就两个字“主和”。
内外不讨好的李鸿章，心态悲凉，当他听说丁汝昌在内外敌人的胁迫下服毒自杀，不禁长叹一声，叹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瞬间消失。丁汝昌自杀的第二天，即1895年月1日，由“广丙”管带程壁光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求降，刘公岛炮台军资器械，全数献给敌人，北洋舰队遂告覆灭。
1895年月19日，李鸿章乘一艘轮船，数日颠簸，抵达了日本本州南部的马关，他捋了捋稀疏的胡须，官服簇新，此时他年事已高，步子迈得很艰难，显得有些老态龙钟。可随从李鸿章的一位洋人，倒是神气活现，西服笔挺，他就是美国国务卿柯士达，是来“帮助”李鸿章的。
甲午失利，举国声讨，李鸿章简直没来得及喘息，就让日本人给逼到谈判桌前，他们个个趾高气昂，态度倨傲，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所谓草案，让他签字，无外乎是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通商通航。对方是臭名昭著的伊藤博文，带着胜利者的口气说：“李中堂，你只讲两句话就可以了，行还是不行？”
此时的李鸿章脑子有些空白，早已拿定主意来议和，可这个条约勒索太多，天理难容，不由强打精神说：“难道不许分辩？”
伊藤博文说：“阁下，你看好了，愿意不愿意分辩是你的事，可条约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
李鸿章见大势已去，本希望美国人能帮他，最后看到没有余地，心里打着鼓，有些强硬说：“这也太过分了，我不能草率行事，得奏请朝廷。”
伊藤说：“那也好，就告诉你们当今太后，这是第五次谈判了，如不幸破裂，军部一声令下，我六、七十艘运输船立刻搭载大军前往，到时候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
李鸿章心里明白，国弱遭人欺，闻此言，还是硬说：“你果敢如此？”
伊藤说：“李中堂一旦离去，能否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我不能保证。”
伊藤一番恫吓后，又显出忍让的样子，在条约上无伤大体地改了改，李鸿章也就顺坡下了。然后奏文朝廷：“词已决绝，无可再商，察看近日倭人之举动，已遣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并令德美前往观战，其意可知，恐非即与订约不可。”
就这样，李鸿章用他那布满青筋的老手，代表大清帝国签字画押。他已经风烛残年，似乎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世，可他的屈辱还没有完，同年6月，他的儿子李经方遵照洋柯士达的建议，替他的父亲又向前迈了一步，在基隆会见台湾总督，献上割台清单，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就这样葬送了。
甲午战争后，使得列强瓜分华夏的狂潮骤起，也充分暴露了清廷及李鸿章的淮军的腐朽性和中国海陆军的不堪一击。朝野上下纷纷指责“湘淮旧军窳敝不可用”。湘淮旧军虽然不堪一击，可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却留了下来，那里培养了北洋宿将段棋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纯等人，也正是这些枭雄，给四分五裂的中国带来更多的悲剧。
不过，北洋派真正的形成，还得说说上文提到过的袁世凯。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少年并不得志，因是无奈，投到淮军统领吴长庆帐下，他在短时间内能从默默无闻的随从一跃成为北洋派的领袖，倒也是事出有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