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上台后，北京政府更是捉襟见肘。此时，法国政府向曹锟提出由中国政府赔偿金法郎的要求。在曹锟上台之前，法国就提出这个非理的要求，但被前任国会否定，未能生效。一段时间，由于中国政府没能给法国明确答复，法国公然拒绝承认华盛顿九国公约，并扣留了中国盐余税三百多万元，以此要挟北京政府。曹锟上台后，急于启用这笔钱，派出说客，希望法国政府尽快承认九国公约。这样他不仅能得到这笔钱，还可以邀请有关各国的公使在北京举行特别关税会议，使日子能过得舒服一些。
倒楣的差事，又让顾维钧给摊上。
法国公使常常跑到外交部对顾维钧大喊大叫，内容也无非老一套，声言中国政府如果不赔偿，法国将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转变，而且他们利用自己管辖的道胜银行和法国银行强行扣留了中国盐余，并准备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所有盐余进行扣留。顾维钧采取了些手段，命令取消几家银行保管中国盐余的权力，改由其他银行管理。可是这道命令被洋人所掌握的盐余稽查所拒绝，根本不能执行。
顾维钧无能为力，没办法又找到曹锟，直接把这件事报告给大总统，让他拿出办法。
此时，北京政府正是乱中加乱，由曹锟命令组阁的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因为政见不和，几乎动手打起来。说是政见不同，实际就是吴景濂不服高凌霨，老想自己组阁，两人都觉得自己在曹锟当总统的问题上立了功，打来打去，也跑到曹锟这里来摆道理。曹锟谁也不见，对这些人来个过河拆桥。吴景濂是个老政客，对曹锟也不能说是不了解，求见曹锟不能，回去对拥曹的议员讲过，并决定利用法国所谓金法郎的问题发难高凌霨内阁，找机会逼他辞职，好由自己重新组阁。
这么多的事，曹锟虽有耳闻，但他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他和那些秀才出身的当权者还不一样，关键时能显出“英雄”本领，大不了用枪把这些议员打回老家去。曹锟认为，这些议员虽然抬举他，但他也付出昂贵的代价—一钱，试问哪个总统能让自己的议员在短时间内能得到这么多的实惠？因而，曹锟对国会内部的态度，采取不闻不问。
但对外交总长顾维钧，曹锟可不能不见。
顾维钧也非寻常之辈，他字少川，江苏嘉定人。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是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的成员，经过风雨见过世面。顾维钧来到总统官邸，把法国政府的无理及在外交部大闹的事讲给曹锟，他说：“总统阁下，法国公使的无理还在于他们手里截留了政府的盐余，那可是几百万块钱啊。”
曹锟直截了当说：“能有办法让他们把这笔钱吐出来吗？”
顾维钧说：“这真是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听他们的口气除非承认金法郎的案子，否则他们是不会从嘴里把肉吐出来。”’
曹锟早从前任财政总长王克敏那里得知这些事，但仍犯傻充愣说：“也不能说没有办法，如果让你为了政府的利益承认这件事，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顾维钧一听，脸色大变说：“可不能和我开这样的玩笑！这不是让我当秦桧吗，万万使不得。另外，我有一言奉劝，大总统不要想这样的办法，若出此下策，岂不是太无能了吗。法国政府公然对抗九国公约，咱们不妨想想的办法与之周旋。”
曹锟哈哈笑说：“少川，你把事情看严重了，没那么复杂，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字，咱们没钱拿什么还。法国还不知道北京政府的处境？实在不行，总有很多办法可以变通的，给他们政府在中国一些实惠不就得了，如果你签了这个字，起码法国人先把咱们的盐余还了，那你可是立了大功。”
顾维钧知晓这事非同小可，这不仅是一个卖国的条件，而且证明中国政府太没骨气。
曹锟已经打算好，准备用和金法郎案有关的王克敏代替现在的张弧任财政总长，秘密和法国会谈，不惊动国会，悄悄承认这笔赖账。
法国人见曹锟对列强从来都是赔着小心，便加紧活动，联合比、荷、西、日、英、美七国向中国政府递交国书，要求中国以金法郎偿付法国的赔款。这些洋人所谓的金法郎案，是中法两国19年达成的协定，法国放弃不平等的庚子赔款，并将此移作中法实业银行的复业及协助两国之间教育之用。可19年初，法国忽然背信弃义，要求北京政府以金法郎的价格偿还，即北京政府在五月以前答复，否则法国将声明上项协定无效。
庚子赔款共为四亿五千万银两，并没有规定用硬金赔偿。欧洲大战后，法国法郎贬值，本和中国政府毫无关系，可法国却提出“金”和“纸”的问题，而且法国从来就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这一金一银之间，要相差几倍之多。事件背后，还有中国政客的干系，王克敏等几位官僚买办，都在中法银行内存有巨款，而王克敏就是该行的总经理。该银行因运作失败倒闭后，法国公使利用这些权贵的关系，先与北京政府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协定，然后提出了要用硬金计算赔偿的要求。
当时的北京政府，准备接受这一要求，只因国会未能通过。而此刻，曹的贿选班子，正在倒黎，也打算承认金法郎案，以便张罗贿选经费。这就是说，两派不过是狗咬狗，为了自己的利益，吞下法国这个能暂解饥饿的“饵”。
曹锟命王克敏暗中和法国通款，秘密协商金法郎一案的问题，协商同时，汇理银行忽然向北京政府交还了一部分盐余款。看到钱，曹锟还没来得及高兴，后院突然起火，以吴景濂为首的议员们，因对曹锟的不满，便利用金法郎一案大作文章，在报上不断发出呼吁，求得世人关注。这样一来，曹锟和王克敏不得不收敛一些。曹锟想到顾维钧，决定再打一张牌，把所有脏水泼在顾维钧身上。曹锟一方面动员直系军阀督军及各省省长通电赞成承认金法郎一案，一方面加紧了对顾维钧的说服。各地军阀也深知这是曹锟一个割肉充饥的办法，慑于民众的力量，谁也不出头当这个替罪羊。
顾维钧陷进来，他遭到进步势力的排斥，各地报纸也把他当成贿选总统的附逆，因此他不得罪曹锟，又不愿屈服，因此总是磨棱两可把曹锟的话岔开。一日，顾维钧在家里和朋友说话，门房报知有人送礼物给总长。顾维钧身居要职，凡熟人送来礼物，都要亲自打开。门房报出一个陌生名字，他倒没想别的，只是觉得一定是地方小官吏有求于他，让下人打开，他哪里想到，礼物中装有一颗炸弹，当场炸死两个人，他受了轻伤。顾维钧认真辨认炸成碎片的包裹，看上面发信人的名字，认了半天，终于认出“吴赤”二字，恍然大悟，知道这颗炸弹就是奔着他来的，“吴赤”本是“无耻”的谐音。
曹锟听说，也吓出一身冷汗，想那送炸弹的人，能把炸弹送到一个总长的家里，谁又能担保就不送进总统府里。
自此，顾维钧称病不起，也就更没有人敢承担金法郎案了。
曹锟开始犯难，顾维钧托病，财政总长王克敏又告急，说是不可能按照总统预想那样，召开特别关税会议。由于法国政府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其他国家也考虑北京政府偿还借款的能力。
王克敏说：“现在是雪上加霜，各地盐余已达一千多万元，均被外国政府扣留，而且各国公使采取一致的对华态度。这样下去，乱上加乱，各地拥兵，洋人就得考虑一下了。外国人还是怕中国乱，因为那样影响到他们本国的利益。现在俄国倒是不错，首先废除了不平等的条约，自动放弃了在中国的一些特权，我想如果大总统有偏向俄国的意思，各国公使可能就该给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不妨一试啊。”
曹锟点头称是。王克敏的“智慧”，起一些作用，几个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的帝国都多有疑虑，怕苏俄对现在的北京政府有影响。各国公使注意到，早在一月前，苏俄政府向全世界表明放弃帝俄在中国本土上的一切特权，并派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
这位苏俄使者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几千人主动到火车站去接这位给中国带来一线光明的使者。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设宴接待了加拉罕。
席间，冯玉祥说：“从来还没有像贵国那样伟大的领袖，对中国这样一个受尽欺负的国家，给予这样热情关注和实际的帮助。”
加拉罕笑说：“冯将军在哪里驻防？如果不是秘密，能否讲出来，我将有一番让你吃惊的话。”
冯玉祥说：“都知道，我是西北边防督办，正是和你们打交道的。”
加拉罕说：“冯将军如果是这个差事，我想您的工作未免太轻松了，因为您可以天天睡觉。我可以代表我的政府向将军保证，苏联是绝对不会侵犯中国边境的。”
两人言毕，放声大笑。正是这些因素，也使在京的列强看到了潜在的对手。曹锟听从了王克敏的意见，委派王正廷负责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此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往日常见的刀光剑影，各地相对安静，但有一股可怕的熔岩，已经形成地火，悄悄燃烧，逐渐地膨胀。曹锟贿选造成的恶果，比他卖国更能激起国人反感。
突然间，奉、皖，亮开倒曹旗帜，谓其盗窃民意。
天津的黎元洪，就这样让曹锟等人窝窝囊囊赶回老家，全无尊严，火车站又遭王承斌戏弄，正是“国仇家恨”。适值上海的唐绍仪、章炳麟等人频频来电，劝黎元洪南下，来电说：“我知道兄已经决意南下，而最终没能下决心是受到了金永炎的影响。金永来信称，卢子嘉(卢永祥)对你不是真心欢迎，又以孙中山的意见也不太相融为由。我看宋卿兄不可太多心，子嘉本是个老实的军人，甚是盼望你能来沪，可是他心中又怕孙中山反对，不能表示太明确。孙中山派的人，在沪者，不过汪精卫一二宵小，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让你来，惟恐坏了他们的事。你现在本该挺身而出，利用舆论，一不求卢永祥，二也不怕孙中山，何必缩手缩脚？”
黎元洪本来就窝着气，接到上海唐、章的电文后，遂和亲信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南下组阁是可行的。
人曹锟为大总统宝座焦头烂额时，王承斌也放松了对黎元洪的监视。
不黎元洪悄然离津南下，此行安排的非常秘密，家里人都不知道，其行动由皖系政客王印川安排，佯称到日本人开办的东亚医院看病，当汽车开到医院，黎元洪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后门溜了出来，又乘另一辆车直奔码头，随行者十余人。黎元洪南下，报纸登出后，曹锟才知道他是跑到上海另立政府，心里很是焦急。
不用说，曹锟把王承斌找来臭骂一通，然后命他立刻想办法。曹锟的“办法”没有明说，可王承斌心里明白，急急密电苏督齐燮元，让他火速派人到沪，探察黎元洪在上海的动静。王承斌又多个心眼，没和齐燮元明说，私下却派杀手十余人赴上海，寻机谋刺黎元洪，免得他另立中央，影响“国家统一”。
黎元洪到上海后，大大舒了口气，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住进上海租界内杜美路二十六号陆荣廷旧宅，即与唐绍仪、章炳麟、李烈钧、岑春煊等在沪的要人及姚国桢、章士钊、徐世英等政界人物会面，并在下榻处召开重要会议。记者听说后，也纷纷赶来旁听。准确说这是一次记者招待会，黎元洪这样做一是给自己壮声色，二是投石问路，他在发表谈话时说：“本人在国会未曾有正当理由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我在北京就因为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到天津，可今天的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在朋友的盛情帮助下，故不得不来到上海，以行使国家赋予我的总统权力。历来南北战争，其原因无非因纲纪废弛，法律败坏，苟能维持纲纪，则乱祸自少。我此次来沪，实欲使国人共喻纲纪法律之重要。”
黎元洪以为会有很多政客依附，可讲话登出后，反响平平，还有很多人不同意他在沪另立政府。这种情况下，黎元洪的本性又一次暴露，开始有些担心，又听说王承斌派出很多刺客，要取他性命，便坐卧不安，心乱如麻。他马上给北京的国会和南方的孙中山致电，谈及他来沪的苦衷，都没得到回应。
这样一来，黎元洪干脆把自己想在沪另立门户的打算公开，换了种口气通电说：“此次南下，由于自动。盖以曹锟野心不收，欲以金钱、武力攫取总统，若听其从容上台，必惹起各省兵事，破坏和平，流毒无已。故不惜用拆台方法，令其攫取总统不成，即以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奋然南下，欲与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惟本人只能摇旗，仍望各方面一致动作，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各界都应看清，目下最重要在组织政府，以号召一切，希望各省赞成。”
此话发表，各省仍反应冷淡，只说对黎元洪个人皆极仰佩，至于组织政府，事情太大，自应慎重考虑。
黎元洪在唐绍仪和章炳麟的策动下，来到上海，原以为能大干一场，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皖系的政客分析，黎元洪不可能在上海另立中央，首先卢永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让他立住脚，而直系督军坐视江苏，也千方百计想把上海攫为已有，如果黎元洪在上海呆住脚，卢永祥不是要引火烧身吗？孙中山是个大人物，他的目的是全国共和，成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他既然能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自然也不希望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出于公益，他可能把自己的职位让给黎元洪，但不会同意他在上海另立门户的，而且现在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汪精卫就在上海，作为政客来说，黎元洪在各方面都逊他一筹。
至于唐绍仪和章炳麟，不过是一介儒生，有那么几日，黎元洪也感到各方面对自己远不像唐、章二人在信中所言那般需要，便来个闭门不出。
此时，唐绍仪和章炳麟又给他打气来了。
黎元洪见到他们，酸溜溜说：“太炎、少川二位，你们真是把我放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实在难办。你们也看出来了，这里大人物实在也是太多，根本不需要我，你们说我是干嘛来了？”
章炳麟说：“宋卿，可别灰心啊，为国为民，你都该南下，怎么倒说是我们把你骗来了？你是民国大总统，自己先打退堂鼓，让人家知道，岂不成笑话。”
黎元洪说：“行行好吧，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这里谁把我当总统了？让我看把我当个要饭花子差不多。汪精卫对我说什么，对我个人表示敬意，可明确提出不同意我在上海组织政府。让你们说，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南下干什么来了？真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一旁的唐绍仪，见黎元洪真动了气，也不好表态，只是一个劲讲“别误会，别误会”之类的话。黎元洪见到这位自己曾任命的国务总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冲着他摔过去一张报纸。原来，有记者采访唐绍仪，他对记者说：“余对黎元洪南下，欲在上海组织新政府之计划，就个人言之，无何等意见，即国民党方面纵有一部分反对者，然党之全体决非一致不赞成，而亦非有援助之意。余本人对黎氏，曾劝其放弃此种计划。”这段话，被记者在报上登出来。黎元洪想到你唐绍仪来电来函请自己南下，看风声不对，就调转船头，成何体统！
唐绍仪看到黎元洪摔给他的报纸，弄得非常窘，倒是章炳麟在旁边劝解说：“少川这话也是讲给汪精卫他们听的，情况变化，自然就不能大张旗鼓了。”
黎元洪又能说些什么，只能想办法挽救目前的处境。
黎、章、唐这次会面，很是不痛快。黎元洪性格使然，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本来从各方面讲，他都不大可能在上海组织政府，但他仍不死心，当听说有百余名议员，在湖北会馆开谈话会，便前往出席，还准备了发言稿。他到了那里，被人拦住，告之这是国会谈话会，别人不能旁听。
黎元洪说：“本人目前还是大总统，有问题来征求国会的同意，为什么不能旁听？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国会的人还算客气，不愿把事闹大，给他腾出一间房休息，说是等国会谈话完了以后，请议员们多留些时间。黎元洪哪里能受得了这个，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他并不知道，湖北会馆的谈话会上，张继大骂黎元洪，历数他多年罪状，大多与会者，也都表示不承认黎元洪的总统资格。一直观望的皖系督军卢永祥，终于放出口风说：“黎元洪要是跑到上海当寓公，本督军将提供各种方便，但不得有任何别的行为，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
黎元洪真是后悔南下，他派出去联系张作霖的韩玉辰和联系唐继尧的吴厚斋，也先后回来，可带回消息并不好，张作霖虽然口口声声称黎元洪为大总统，可坚决不接受黎大总统封的“讨逆副总司令”一职，而西南的唐继尧正在秣马厉兵，以图霸占西南，明确不同意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新政府。上海当局，又适时发布了一个公告，曰：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法办。很显然，这个布告是针对黎元洪发的。
黎元洪呆在寓所内，见各方面的态度趋于明朗，和自己在天津设想的大相径庭，深感南下的失策，使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身在上海，见大势已去，索性又拿出武昌起义时的表现，来个什么都不管，每日甚至还出去坐车兜风，以泄心中郁闷。只有章炳麟还能出入黎元洪的下榻处，别人他一概不见，就这样等了一段时间，直到曹锟贿选成功，正式成了大总统。
有小报报道曰：黎元洪毅然南下，乃事接洽未妥，徒为二三政客蒙蔽，致预定计划，不克实行，日来端居杜美路中，门庭既不复如前之热闹，而闲居无事。
天津的家人又来信告之，王承斌对他的追杀仍没有放松，让他在上海处处小心。黎元洪这回算是下了决心，晓得上海非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远走他乡最安全，遂与谋士们商量，决定出国去日本。
黎元洪最后邀请各省代表到杜美路话别，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说是近来身体略感不适，准备去日本治病。
在曹锟“登极”一个多月后，黎元洪怀着复杂心情，偕同来沪的夫人、秘书等十余人，乘高丽丸前往日本。在船上，黎元洪想到当时被直系拥戴出山，也算风光，又想到现在让直系给撵走，心里真是无限感慨，那津、沪之行，更是不堪回首。到日本后，黎元洪马上通电，称自己将安心养病，不问政治。他本来打算从日本到欧洲，一是想借此得到列强的同情，二是也想给自己扩大些名声，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欧洲之行终于没能成行，主要他不想失去大总统的尊严，坚持不用曹锟政府的护照，就这样一直在日本住了下来。
时局多变，黎元洪出走，段祺瑞结集皖系兵力加强了反直的活动。北方是齐燮元和卢永祥的对峙，南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利用滇、桂军阀，驱逐了陈炯明，重返广州。
孙中山以广州为大本营，他经过失败和成功，正在探索一条新的出路。19年初，苏俄特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表明当前中国是否实行共产主义的问题。宣言称说：“以中国最急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这个宣言，实际上也决定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使他走向一条团结工农的路。
孙中山一旦拿定主意，也决心把中国问题彻底解决，马上派蒋介石为团长，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
蒋介石在苏俄最大的目的是想在军事方面得到帮助，他在苏俄整呆了三个月，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苏俄的军事。这位相貌英俊、身材瘦削、处处注重军人仪表的人，在苏俄为中国学生演讲时，更多表现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引起追捧，其领袖至上的苗头已经生出。这位年轻的军官，有自己的主见，在给国内的廖仲恺写信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苏俄除了金钱和武器，根本就没有国民党所需要的东西。廖仲恺已被妻子何香凝设计救出，自陈炯明逃出广州后，他一直在孙中山身边主掌财经。他读到蒋介石的信后，有些不安，复信劝蒋介石不要太极端，有些事还须冷静为好。
廖仲恺这样劝蒋介石，也是遵从孙中山的意图。孙中山力图改组国民党，任何不协调的话语，他都加以批驳。孙中山经过反复的思考，终于决定特邀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并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谭平山、杨庶堪、林森、孙科、许崇智、谢英伯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林直勉、冯自由、谢良牧、徐苏中、林去陔五人为候补委员，并说：“承去岁改进之初旨，进而为彻底改组。”
11月1日，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这个宣言，对军阀们可是一枚重型炮弹。国民党所谓改组，就是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对付军阀。这个划时代的举动，不仅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在共产党内部，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对国共合作最为动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未完待续）